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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顿报告书的时代背景

新加坡文献馆


以下是2018年10月6日《新加坡文献馆》的评论:

丹顿报告书中提及的几个时间点是,其一,李光耀于1978年2月在南洋大学的讲话,传达了新加坡有着两间大学是最佳政策选择的观点。其二,李光耀于1979年6月间,在伦敦物色撰写新加坡大学教育报告书的适当人选。其三,丹顿于l979年10月18与19日到访新加坡。其四,丹顿于l979年12月11日签署报告书。最后,李光耀于1980年3月15日对外公布丹顿报告书。此前,李光耀已经先在1980年3月7日致函南洋大学理事会,建议南大与新大合并为一间大学。

从这几个时间点可以知道,由李光耀开始物色撰稿人选,到丹顿走访新加坡,其间的时间是约3个月,从丹顿开始工作直到完成报告书的时间是不到2个月。换言之,新加坡大学教育报告书,一份对整个新加坡未来发展会有着极大影响后果,尤其是事关国家未来人才培训的大学教育报告书,从筹备开始直到完成报告书的整个过程,只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而且,仅仅是单独的依靠丹顿一人去完成。

这一种情况,不论从何种角度来衡量,都可以视为一个十分轻率的举措。诚然,这正是吴德耀对丹顿报告书的批评。可见,丹顿报告书确实是一份在急促中草草了事的急就章。

从常理,以及之前的三份南大报告书的历史经历来看,李光耀应该会先公布丹顿报告书,以塑造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的舆论,之后,当社会接受了这一种一间大学的框架,才宣布关闭南洋大学的决定。如此一来,在一间大学框架下,牺牲南洋大学的现实,在社会上不仅不会有反对的声音,更可以享有水到渠成的政治说服力。

然而,这一回李光耀却是在宣布南大与新大合并的建议之后的一星期,才对外公布丹顿报告书的事实。这一件史实充分体现出李光耀对关闭南洋大学,是势在必行的信心满满。更说明了,在李光耀心目中,华社已经再也没有了维护华教的信心与毅力。诚然,那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历史上的一个悲剧现实。

历史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因为南洋大学的生死存亡命运,早已经掌握在李光耀一人的手上。

李光耀在1963年通过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从而逼其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之后,李光耀全面掌握了南大理事会人选的主导权。于是乎,从此开始了李光耀个人全权支配南洋大学发展方向的时代。

往后的岁月里,在李光耀处心积虑的策划下,南洋大学不仅是逐渐偏离南洋大学原本的创校宗旨,更是不知不觉,既便是有知有觉,也无可奈何的,一步一迈向并入新加坡大学的政治布局之中。

1974年7月,李光耀通过教育部长李昭铭,在南大第十五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传达了政府对南洋大学设定的一些新政策,其中,在大学行政上,南大与新大,共同组成一个联合招生委员会,统筹办理两间大学新生入学事宜。这是两间大学在组织上相互靠拢的一个重要起点。从此,新大掌握了分配大学学额的职能。

1975年3月,李光耀为了加速,与更直接的参与对南洋大学的改革,委派教育部长李昭铭兼任南大校长。出乎意料的是,李昭铭竟然会试图在南大增设工学院与绘测学院。这一举措大大侵犯了李光耀通过王赓武报告书,限制南大发展空间的潜目的。

1976年8月,犯错的李昭铭黯然离职,由吴德耀代理校长。然而,吴德耀的亲华教心态,对李光耀而言,却是一个没有必要的隐忧祸患。

1977年8月,李光耀废除南大原有的大学校长制,架空了吴德耀。大学校政改由一个4人特任委员会执行,成员中有新加坡大学校长关世强。从李光耀承认白里斯葛报告书的那一天开始,关世强就是替李光耀处理南大事务的主要代理人之一。

李光耀快马加鞭改组南洋大学。新校政委员会宣布南大与新大进行更密切的合作。积极推动南大与新大采用统一的课程提纲、考试和学位制度。与此同时,南大的一些重要行政首脑职务,逐渐由来自新大的教职人员取代。社会事务部常任秘书陈祝强出任一个新设立的职位:南大秘书长,负责执行特任委员会之决策,以及处理大学的日常行政工作。

1977年12月,李光耀在新大明确指出,南洋大学的改组必定成功。

1978年7月,大学新学年开始,南大新生在武吉知马联合校园上课。关世强为两校的共同行政首长。联合校园里,南大与新大的文科,社会科学,理科,会计,商业管理的学生,都在统一的课程提纲下学习、和考取学位。

有必要记录存档的一件史实是,根据当时一位报读南大而在联合校园上课的学生回忆,教务处通知他们这一批学生,可以暂时不交学费,先上上课,试试看,是否适合新环境,要不然可以随时退学。

事情发展至此,明显不过,南大并入新大已经不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认真执行中的工作计划。早在1971年已经有文献记载说,有一天南大终究会和新加坡大学合并起来。其实,丹顿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已经被告知,商业管理和会计课程,将会改在裕廊校园上课。这是说,落实南洋理工学院的计划已经准备就绪。

对南洋大学最终会并入新加坡大学的这一个必然结果,了如指掌的李光耀,却竟然可以泰然自若的睁着眼睛说瞎话,在1978年2月对南洋大学的师生表示:新加坡有着两间大学是最佳的选择,一间在肯特岗,另一间在裕廊。

厘清了这些历史事迹,毋庸置疑,李光耀是凭据了丹顿报告书的建议,才不得不关闭南洋大学的说法,是一个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彻底谎言。

既然如此,李光耀又为何要劳师动众,去营造一份毫无实质价值的伪报告书?显然的,那无非就是因为李光耀心存侥幸。事实上,这一种李光耀心态在《李光耀回忆录》中,一展无遗。

这一件事实说明了,毫无疑问的,丹顿报告书只是李光耀精心设计的政治工具,用来转移和模糊社会舆论,进而期待能够推卸,自己要背负的那一个消灭华人文化教育,无可宽恕之千古罪人的重大历史责任。



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8年10月06日首版 Created on October 6, 2018
2018年10月06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October 6,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