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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校史 第十四章
从改制到关闭

余山农


《第十三章》 〈 〈 〈

一 改变学制

(一)关闭南大的布局

李光耀关闭南大是从改变南大学制开始的。

南洋大学在一九五三年筹划创办,努力三年,建设校园,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维护母语教育的人满以为南大将一步一步逐渐成长,谁都没有预料到,到头来却被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李光耀所关闭。

李光耀在一九五四年组织政党参政,并得到受母语教育的华人支持,在一九五九年上台执政。南洋大学于是开始遭受有计划的逼害。其实在这之前,李光耀便已筹划如何逼害南洋大学,只是当时还未掌权,未能付诸实施。

一九五五年,李光耀参与竞选,正式从政。就在这一年,他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这是当时英国人给维护民族教育的华人定的罪名。在李光耀的法典中,这两项罪名都是死罪,注定遭受政治逼害。

南洋大学在筹划创办时,英国人并不赞成,但是碍于民主自由的政治主张,并未强加阻止,也不敢对创办人加以逼害,以免激发华人强烈的反殖民地主义情绪。南洋大学因此而得以顺利建校。虽然如此,英国人并不希望南洋大学健康成长。

一九五七年是南洋大学历史最关键的一年。李光耀在这一年与英国人相勾结,准备有计划逼害南大。当时,南大刚开学不久,便已注定将被李光耀关闭。

一九五八年,李光耀撺掇殖民地政府,为他量身定做《南洋大学法令》和《白里斯葛报告书》,以便他上台后,用来钳制南洋大学的发展,并达到全面控制。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上台后,在《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基础上,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奠定关闭南大的基础。

李光耀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的时候,也着手修改《南洋大学法》,以为控制南大的法律基础,一步一步布置圈套。

一九六一年,李光耀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之后,着手另一项改变华文教育的措施,就是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然后一步一步把华文中学的教学语言改为英文,并最后把所有华文学校改为英文学校。

华文中学的改变与南大的命运息息相关。李光耀后来关闭南大的手法跟关闭华文中学的手法完全一样。

一九六五年,李光耀炮制《王赓武报告书》之后,南大被关闭的命运已定,完全无法改变,只是在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二)改制与合并

李光耀关闭华文中学的第一步是改变学制,第二步是改变教学语言。教学语言改变为英文之后,华文中学已名存实亡。到这个时候便水到渠成,把华文中学改为英文中学了。

李光耀关闭南大的三个步骤,所用的也就是关闭华文中学的三个步骤。

在李光耀关闭南大的三个步骤中,《王赓武报告书》设置了两个,就是改变南大的学制和教学语言。只要走了这两步,第三步兼并便水到渠成了。正因此,《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破坏比之前的两份报告书都要大得多。

南大创办时,采用美国大学四年学分制,跟英国大学的三年制不同。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

创办人心目中的南大是中国式的大学。这主要的意思是勤俭办学,惨淡经营。中国大学所采用的也是美国制。

英国人和代理人李光耀都想关闭南大,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强行关闭,比较好的办法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让南大名存实亡,最好当然是名不存,实也亡。李光耀最终就是把南大关闭,并把云南园毁尸灭迹,让南大名不存,实也亡。

为了达到关闭南大的目的,李光耀第一步便是改变南大的学制,采用英国大学的三年制。这是为日后跟马来亚大学(即后来的星加坡大学)合并。

李光耀的意图,在他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时已经拟定。当时只是讨论,没有正式建议。李光耀在报告书留下这句话:

有关把四学年制改为三学年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的两项建议应该暂时放弃,直至改组完成为止。

这句轻描淡写的话非常重要。改变南大学制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核心思想”。改制的最终目的是把南大与星大“合并”。

《魏雅聆报告书》也讨论了改制,但没有提出建议,只是建议按照马来亚大学的模式来改革南大。这就是后来合并的路线图。

在这之前,殖民地政府已依据马来亚大学法,拟定南洋大学法,为后来的合并奠定法律基础。

《王赓武报告书》中所建议的“新学制”,其实就是星加坡大学所采用的英国制。南大所采用的美国学制与英国学制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制四年,英国制三年。要把南大与星大合并就必须把南大的学制改为英国制。

以王赓武为主席的“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是:

检讨南洋大学目前课程之编制改各科内容,以便向大学提供能适应当地社会需要之修正课程。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是检讨南大的课程,可是报告书中对课程的修订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其中所建议的“新学制”。

一九八六年,王赓武在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时,被质问何以在报告书中建议改变南大的学制。他对港大学生说:

因为谈到课程时是不可不谈学制的问题。

这番话荒谬而无知。王赓武当时显然心里惊慌,语无伦次。他之所以说出如此荒谬无知的话,完全是因为他不能爆出李光耀的恶毒意图。

学制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更改,课程则是流动的,可以随时改变。改课程时无需牵涉到学制,但改学制时,课程也必须跟着改动。学制无论是由三年改为四年,或由四年改为三年,课程都必须跟着改变,但课程改变时,学制可以完全不动。

王赓武奉李光耀之命建议改变南大学制,目的是为了日后与星加坡大学合并。在被港大先生质问时,他不能直接说出来,一时心里慌张,便只好编个荒谬无知理由来搪塞。

王赓武所建议的“新学制”,就是《白里斯葛在报告书》中所讨论的“把四学年制改为三学年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这也就是李光耀所定的“新学制”,王赓武只是奉命行事。

这个新学制有个很狡猾的地方。王赓武在接受港大学生质询时,说了出来:

我们并没有将之改为三年制,内里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但跟香港的四年制不同。当时的四年制是三年加一年,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同是四年。所以四年制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只看四年怎麽用法,值得商讨。

南大原本采用的是四年的美国制。王赓武建议的是分“普通学位”与“荣誉学位”的英国制。星加坡大学与马来亚大学的学制相同,都是英国制。学生三年毕业时,学位分“普通学位”与“荣誉学位”,但“荣誉学位”是在三年毕业时决定,无需多读一年。大多数学生毕业时都获得“荣誉学位”,只有少数得“普通学位”。

王赓武所建议的学制正是“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这新制带欺骗性,表面看来还是四年制,所以他说“所以四年制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只看四年怎麽用法”。这是无耻谎言。按照王赓武的建议,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只能得“普通学位”,只有约百分之二十的学生能得到“荣誉学位”。他所说的“同是四年”是有意欺骗。单是这一点便能看出他很狡猾,非常不诚实。

王赓武限制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学生可以得“荣誉学位”还有一明显的含义,就是确定南大学生素质比不上星加坡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学生,所以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能得到“荣誉学位”。王赓武在报告书中说:

实施新制后,没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就可媲美其他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

这也是带欺骗性的话,是无耻谎言。要提高学生的水准,只有两个办法:

学习的时间延长了,学习的量也就自然多。反过来也一样。学习量增加了,自然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

王赓武既然确定南大学生的水准低,理应延长学习时间,由原来的四年延长至五年。可是王赓武不但不延长学习时间,反而减少,由原来的四年减少到三年。这完全违反学习的基本原理。这主要的原因是,他必须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行事。把南大原有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与星加坡大学合并,关闭南大。

改变南大学制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第一步。这一步就由王赓武在报告书中建议,在光天化日之下强硬实施。接下来便是按照王赓武的建议,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以外语来代替母语,成为南大单一的教学语言,最后把南大关闭。

李光耀的恶毒意图是,让年轻一代的星加坡华人子女,全都以英语来代替母语,成为家庭语言。

(三)改制的另外两个目的

王赓武建议的新学制,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为了日后与星加坡大学合并。这是李光耀的核心思想。

王赓武的另一项任务是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就是只能用英语教学,代替原本的双语教学。除了中文系的课程之外,其它各系课程都只能用英语教学,完全破坏南大的办学宗旨。其目的是完全破坏华文教育,把所有华文学校改为英文学校。

不过,改变教学语言不如改变学制重要,因为合并必须学制相同,教学语言不一定要完全相同。南大本就用双语于教学,学生习惯于用英语学习,教学语言不是合并的障碍。因此,改变学制比改变教学语言更重要。

改制除了最终合并这个主要目的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目的。

其一,减少学生在校园内的活动削弱反抗力量

把四年学制减少一年,南大学生在校内的时间也就少了一年。这自然也就减少了南大学生在校园内的聚会活动,削弱团结一致的反抗力量。《回顾王赓武报告书》文中提到这两点(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在改制中比较令人迷惑的事,是为何要把4年制改为3年制,其用意何在?假如大学有学术水准问题,那么大学课程应够改为5年制,让学生多留1年来加强学习以提高学术程度。报告书的学习年限不增反减,也就是证实了南洋大学并没有学术水准的问题。要如何解释改制的真正意图?局外人无从知道个中乾坤,只能够推论。

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减少在校期限可以削弱大学生的团结精神,是针对南洋大学的校园读宿制度。华校生尤其强调团结就是力量。

其二,从经济角度来看,3年制更符合经济原则,因为新加坡政府在成功夺取校权之后,要全盘负责大学经费。

南大校园远离市区,几乎所有学生都寄宿校内,只有少数寄宿校园周围民家。平日白天上课,夜里温习功课,或有其它演讲、座谈会、文娱表演等,学生聚会十分方便。

星马华人与华文教育,在殖民地时代,遭受种种压迫,校园内外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在遭受压迫时,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外敌侵犯。正是这样的精神,南洋大学才得以建立,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导致轰轰烈烈的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三日的五一三事件。

李光耀非常清楚,华文学校学生的这种团结一致,维护民族教育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伴随南大的成长。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精神在南大校园内的作用。把南大学制从四年改为三年,可以减少南大学生在校园内的聚会活动与团结一致的反抗力量。

在这之前,一九六一年,李光耀就通过华文学校改制,把六年学制改为四年。这其中的一个目的便是减少华校学生在校内的活动与团结一致的反抗力量。

其二,降低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

王赓武和李光耀把南大学制由四年减少为三年,如此一来,南大学生学习的时间就减少了一年,学习的量也当然少了,学术水准下降已是无可避免的事。但是,王赓武却在报告书中说:

实施新制后,没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就可媲美其他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

这是不折不扣的欺骗。学生学习的时间少了,学习的量少了,程度不可能提高,只能降低。这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道理。王赓武的话是无耻的谎言。《回顾王赓武报告书》文中有详细的分析(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报告书对大学课程有减无增的一面倒情况,是非常鲜明的反映了以王赓武为首的的课程审查委员会,就是专程为钳制南洋大学的发展而设;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

华校教育体系的强势是在中华文学和数理科学。

战前战后,许多的中国名学者与作家都曾在新加坡定居,也留下了一定的文化遗产。从中滋生的南洋文学与南洋艺术都有其本土文化特色。南洋大学是培养与繁殖本土文学的最佳土壤。文学院也培养了许多有成就的作家,绘画书法家,是新加坡文艺人才的摇篮。建议把中文系降格为汉学系是匪夷所思的作法,是从根本上挖掘了新加坡的本土文化根苗。委员会为何如此痛恨华人文化,非将之消灭而不快?

南洋大学的数学系和理化系都是强系,有利工程系的创立与发展。委员会为何不发挥理学院的学术优势?难道这些不是国家的宝贵人力资源?这些问题都没有理性的学术解释,只能从反华人政治的角度去探索与理解。

《王赓武报告书》以信心十足与喜悦的心情看待报告书对南洋大学的贡献:实施新制后,没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就可媲美其他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其结果是否确实如此?

《王赓武报告书》对南洋大学为害之大,可以从1980年李光耀写给陈共存校董的公函看出:南洋大学学位是一张贬值的文凭。

这一段历史可以理解为:1965年南洋大学按《王赓武报告书》改革之后,南洋大学的水准就开始了贬值的命运,到了1980年的约15年之后,其文凭价码已经是跌至零价位。换言之,《王赓武报告书》带给了南洋大学贬值而必须最终关闭的厄运。南洋大学的凄惨下场和《王赓武报告书》的轻率乐观是南辕北辙。

从历史来看,《王赓武报告书》的改革建议是否错到彻头彻尾,错到不能再错?

南大实施王赓武所建议的新制后,学术水准降低是理所当然的事,但王赓武却颠倒过来说是提高水准,非常无耻。

王赓武以南大学生的程度低而提议改制,说是学制改变了,程度就提高了,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一九八六年,他却对访问他的港大学生说:

正如林和合先生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南大初办时学生的质量很高,是有个中道理的。……所以南大初年那一批学生有些年纪比较大,而且中学毕业了好几年,南大一开办他们就朝向它,故质量一般很好,且有工作经验者亦众,如老师、记者等。

前后说法相反,自打嘴巴。只要能帮自己开脱,假话也可以真说。这也是王赓武和李光耀非常一致的特点。

在王赓武和李光耀同谋降低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过程中,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也由两人狼狈为奸。王赓武对来访的港大学生说:

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像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

到最后我想南大受最大的打击是因为脱离大马之后,马来亚学生不被接纳,只能集中收新加坡华校学生,情况自然相差很远。

当初创办南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星马两地的华文学校学生有机会上大学。马来半岛上的华文学校比星加坡的还多,学生当然也多。在南大创办初期,星马两地报读的学生都得参加入学试,一视同仁。每年入学的新生,星马两地约各占一半,都很优秀,毕业后到西方大学深造,无不成绩优秀,顺利完成学业。

南大对马来西亚的学生很重要,马来西亚的学生对南大也很重要。可是到了一九七四年,李光耀不再让南大到马来西亚举办入学试招生,断了马来西亚学生报读南大的路。

王赓武在说到这件事时,完全与己无干的样子,非常无耻。实际情况与他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他在报告书中规定改制后的南大入学资格,以星加坡华文中学改制后的会考资格为依据:

我们注意到新加坡自1963年起施行高级文凭(华文)考试,而对于这措施促成了较高的入学水准,表示满意。我们建议,以高级文凭或同等学历为正常的入学资格……

这项“高级文凭(华文)考试”,只在星加坡举行,马来西亚学生除非得到星加坡政府批准,到星加坡来参加会考,否则无法获得这项资格,也就无法报读南大。李光耀就是以王赓武提议的入学资格为唯一的标准,拒绝让马来西亚学生到南大来升学。王赓武对南大的破坏,罪恶昭彰。

王赓武又在报告书中建议,以英文为重要教学媒介,以便让“全国所有教育源流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这除了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之外,更让英文学校中,素质较差的学生可以顺利进入南大。这对南大的学术水准是极大的破坏。

南大既不能招收马来西亚的学生,而星加坡的中小学教育,水准每下愈况,一年不如一年。南大学生的水准下降已是无法避免的事。

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降低,正是李光耀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李光耀最终就以南大学生程度低为借口,把南大关闭。

(四)改制与承认学位

李光耀上台后,手中有大权,可以主宰南大的命运。他完全按照英国人所定的政策行事,以破坏华文教育,同化华人为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关闭南大。

在关闭南大之前,必须全面控制南大。因此,他拒绝承认南大的学位,并以此为谈判筹码,借以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只要他能控制南大,南大就什么问题也没有。南大只要一天不受他控制,就是失败的大学。

一九六六年,李光耀实施《王赓武报告书》,南大改用新学制。李光耀在一九六五年委托王赓武写报告书,就是为了配合在这一年实施新学制。《王赓武报告书》必须在一九六五年写成,在一九六六年实施。

南大改制必须与华文中学改制相配合,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行事。南大的新学制必须在这一九六六年与华文中学的新学制相衔接。

华文中学改为“四二制”后,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将在这一年步出校门,成为南大新制一年级学生,所以南大非得在这一年实施新学制不可。这是《王赓武报告书》的时间表。

这时,南大被关闭的命运早已尘埃落定。李光耀已全面控制南大,按照他的意旨钳制南大的发展,不得越雷池半步。

南大新学制的第一届学生将在一九六九年毕业。就在这之前一年,一九六八年的毕业典礼上,李光耀的教育部长王邦文在致辞时,宣布承认南大学位。雷澥《南大春秋》第四章中记述当时情形:

1968年,依《王赓武报告书》建议的改制工作接近完成。终于,就终于在1968年5月的第九届毕业典礼上,教育部长王邦文终于宣布新加坡政府承认南洋大学所授予的学位了。当场掌声久久不息,师生、家长们莫不百感交集,有的甚至流下眼泪。然而教长在致辞时有这样的讲话:

……较政府承认来得更重要的是由学术界的其它高等学府所给予的承认。这种承认不是藉官方的宣示,它必须以优良的学术水准和实际的成就始能取得。南大经已赢得其它大学的尊重,可以从为数众多的南大毕业生获准进入海外各著名大学深造得到证明。到1967年8月止,有283名南大毕业生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洲与纽西兰攻读高级学位。这个数目占南大创办以来所培养的3339名毕业生的8.6%。更重要的是我很乐意看到33位南大毕业生在外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已有17位(过半数)返回他们的母校执教。

如此高度肯定南大生的学术水平,不啻为不打自昭的供辞,默认了南大旧有学制及其原有学术的水平,否则新学制才实行二年多,这些毕业生与众多英才是从那里来的?由此可知,政府宣布承认南大学位,其意义在于控制权的宣示,与教育学术的水平并无关系。

除了第一届毕业生例外,南大生熬了十多年才等到这个认可。很多人对于这个“迟来的正义”还真受宠若惊,一时间不敢相信。5月31日《星洲日报》社论以乍喜还惧的心情写道:“在全世界的学术史上,这恐怕是一件破天荒之举。没有一个高级学府所授予的学位在它的本国需要承认,也没有一间高级学府的学位这么殷切与耐心的等待承认。可是南大的学位终于被承认了!”一句“终于被承认了”,竟如此地沉重,道尽了多少辛酸与无奈。

第九届毕业典礼是南大旧制学生的毕业典礼,与新制完全无关。王赓武和李光耀都宣称,南大改用新制后,水准才能得以提高。南大学位的承认与不承认,都是无耻的政治把戏。然而,身受逼害的南大、南大学生、家长,以及所有爱护南大的人,这都是感慨万千的事,难免悲喜交加,泪流满面。

南大第一届毕业生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三章):

1968年南大举行毕业典礼时,教育部长王邦文发表演讲之后正式宣布:

南大现在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政府决定承认南大学位。

当时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因为南大校友被委屈了那么多年,现在由新加坡政府教育部长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当然值得高兴。但是我又很不舒服,有点啼笑皆非,那是什么原因呢?

王部长在说“南大已经很不错”,但是“很不错”所用的例子,全都是南大前一、二、三、四届的校友在社会的贡献,以及在外国拿高级学位。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是一间好大学,并不是因为改制。那时改制后的的学生还没有毕业,而且改制后学生的表现还没有报告书来肯定。总的来说:南大过去一直被冤枉,无罪当有罪,有功当有过,现在由教育部长正式为早期的南大平反。

当时,甚至今日,很多人有一种错误印象:以为早期的南大办得很不好,新加坡政府接办之后,给了不少钱,改制之后就变好了,然后就成功了,学位就被政府承认了。实际上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所成功的大学。只不过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特别是那个《白里斯葛报告书》,非常不公平的批判南大。要了解南大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南大从第一届开始就是一间成功的大学,并不是等到《王赓武报告书》,政府接办改制之后才成功的。

为了证明这一事实,我想引用王慷鼎博士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南大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者,总共二百一十位。理学院一百五十五位,文学院五十位,商学院五位。

南大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者,总共二百零四位。理学院一百三十位,文学院五十位,商学院二十一位。

南大理学院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者,总共一百五十五位。化学系四十九位,生物系三十八位,物理系三十二位,数学系三十位,化工系六位。

南大理学院从第一届至第八届到海外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者,总共一百三十位。生物系三十六位,物理系三十三位,数学系二十八位,化学系二十六位,化工系七位。

南大从第一届至第八届毕业生的总数为3,324位,但却有414位(12.6%)的毕业生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它显示了南大毕业生如何轻而易举,仿佛探囊取物地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这个事实就足够说服任何人南大学术水平从一开始就不低,从一开始其学位就应该被承认。

我再次引用王慷鼎博士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在这414位从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的南大毕业生,有超过80%,也就是说,有超过331位,在世界各大学被聘为教学人员,或在世界各大学的研究机构担任研究人员。这些大学和研究所的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日本,香港,台湾,澳门,文莱,泰国,马拉维,委内瑞拉等……。可以看到,南洋大学在高等教育的贡献是非常国际化。再进一步,在世界各大学作为教学人员当中至少有28位,已达到最高学术成就,有些是名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有些是讲座教授(Foundation Professor),有些是高级教授(Full Professor)。……

这表明,南大作为学术型大学很早就已达到世界级水平。并不需要等到《王赓武报告书》,政府接办改制后才成功的。

一年后黄丽松校长出掌南大,那时候他就觉得南大已很不错,所以开始建议创办研究院,开设硕士、博士班。而那时候《王赓武报告书》后的那批学生刚刚才毕业出来。换句话说:从南大宣布学位承认,黄丽松校长来开办研究院,一直到了后来1995年南大校友在新加坡的一个聚会里面,吴作栋部长来演讲的时候称赞南大是一间成功的大学的时候,所用的例子、所用的理由都是根据早期的南大,从来没有谈到一句改制后的事情。

在南大学位受承认之前,毕业生到海外大学深造,获得高级学位的人数,跟同时期的马来亚大学相比,必定远远超过。

不受承认的南大毕业生非常优秀,反而是受承认之后,因为按照李光耀所定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中学与大学生,水准低,缺少创造力,在学术方面的表现,微不足道。

南大的成功,在于陈六使;南大的失败,在于李光耀。

二 停滞与发展

《王赓武报告书》实施之后,南大的气数已尽,校园之内,了无生气。这正是李光耀所希望的。

李光耀控制整个教育体系,无论小学、中学、大学,均按照他所设计的模式办学,如工厂一般制造毕业生。南大的新制学生也是如此。王赓武说,南大实施新制后,毕业生可以媲美有地位的大学,全是无耻谰言。

蔡元培在主持北京大学时,主张思想自由。他说: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正是这样的思想自由主张,让北京大学培养出杰出的学生。李光耀的僵化思想,势必影响办学方式,制造出一个模式的学校,一个模式的学生。

南大实施新制后,遵照李光耀的模式,了无生趣。

(一)黄应荣碌碌无为

南大实施新制时,黄应荣为代理校长。他非常迎合李光耀的僵化思想,按照李光耀的意旨主持校务,用强硬的手段对付独立思想,崇尚自由的学生。至于大学当如何发展,他没有兴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王赓武报告书出炉之后政府叫黄应荣出任校长。他是一位经济系教授,当时的他认为自己只是临时的校长,他不喜欢校友回来,因他知道校友回来就是他必须离开的时候。

当他担任校长的时候我已经从马大回校任教,那时我也邀请了一位校友曾传仲回校任教。他在加拿大皇后大学就读了一年,得硕士,两年得博士。当地的大学挽留他,不过当时是南大系主任的我希望他回来。而黄应荣却认为校友回校任教旅费应该自付。曾传仲那时便说他会自付旅费回校任教,我就向一直以来鼓励校友回校任职的王邦文提出为曾传仲支付旅费的要求。

老实说,黄应荣在任之时并没有多大的建树贡献。他在任内开除了许多学生,成为南大史上唯一留下污点的校长。

黄应荣当代理校长,碌碌无为,没有建树,只是擅于遵命开除学生。他和之前的临时代校长刘孔贵,都擅于配合政治部,开除学生,非常无耻。

(二)黄丽松的新气象

黄应荣在一九六九年初退休,由黄丽松接任校长。

这一年,在南大历史上是个分水岭。四年旧制在这一年结束,最后一届学生在这一年毕业,三年新制第一届学生也在这一年毕业。三年制毕业生的水准显然比四年制毕业生的水准低,因为四年制学生多学习一年,学习的量也当然较多,但按照李光耀的规定,新旧制毕业生的资格相等,而按照王赓武的说法,四年制毕业生的水准低,三年制毕业生的水准高,跟世界知名大学毕业生的水准一样高。

黄丽松就任后,拟订了许多发展计划,南大因而有新的气象。在这之前,南大因屡遭迫害,所引起的动荡,一时平静了下来。

黄丽松上任是在南大实施《王赓武报告会书》之后。表面看起来,好像一切平安,实际不然。黄丽松忽略了《王赓武报告书》中隐含的李光耀潜规则。

李光耀有两条基本的潜规则。一条是,南大的发展不能超越星大;一条是,南大必须改为英文大学。触犯这两条潜规则中的任何一条,都是死罪。

李光耀的潜规则在当时没有明确说明,只是隐藏在《王赓武报告书》中。黄丽松上任后,理应执行《王赓武报告书》中的建议,但他忽略了李光耀的潜规则。这就注定他的日子不会好过。

1、传统与精神文明

黄丽松眼中的南大最独特的地方,正是当初创校时所强调的传统文化。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他在《星洲日报》发表的《在发展中国家里成长的南洋大学》文中说出自己的看法:

十多年前,当星马还是殖民地的时候,这里的公众人士,在裕廊的峦野创办了南洋大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精神的崇高表现,因为我们回顾当时环境的恶劣,反对南大创设的势力之强大,乃至于完成功之后的种种艰苦历程,同时看看今日南大已有的成就和声誉,十足反映出此间人士高瞻远瞩,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

南大发展的方针一开始就认定以东方文化为基础,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东方精神文明毕竟比西方的强。在这西方世界的青年陷入吸毒、颓废、怪侠、生活靡烂不堪,惶惶然不可终日,精神无可解脱,社会混乱一片,道德荡然无存的当儿,反观我们的青年,个个朝气勃勃、奋发有为,既律己而严明,复动静之守度,丝毫不受颓风的感染,屹然危立,情操拔俗,未始不是拜东方文化熏陶之所赐。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本大学得天独厚的地方,应该值得我们庆幸。我们本着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进而沐浴于世界文化的大海里,含英咀华,熔铸陶钧,期以出类拔萃,纵四海而知所归。这是南洋大学特出的地方。

黄丽松眼中南大最独特的地方有二:一是南大创办人所具有的“高瞻远瞩,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一是“南大发展的方针一开始就认定以东方文化为基础”。

三十年后,黄丽松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再说出他心目中的南洋大学(见《亚洲周刊》2000年12月10日《黄丽松难忘南洋大学》):

南大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用华文教学的大学,要发扬中国固有的中华文化,这要到哪里去寻找呢?如果南大现在还在,这会是一间很特别的大学。我曾经去过很多大学,没有发现一所大学如南大毕业生那般对母校如此关心,如此支持,因为他们的母校,是在高远的理想中孕育,在人为的困境中出生与长大,他们对母校的忠诚大都没有限度的。我离开南大当晚特别受到学生欢送的感动,学生从校园排队到我的家,我一一和他们握手道别,这是我终身最难忘及感动的事,当天我还问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南大。这就是南大独一无二的地方。

他对南大与中国文化的认识,当然跟他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但这注定他不可能在南大太久,因为李光耀反对南大传授中国文化。

一九六〇年,南大学生会办第一届大学周时,杜进才代表李光耀主持开幕礼。他在致辞时告诫南大学生:

一颗种子,是不可能在荒芜的土地上发芽茁长的,也没有植物能够在异于原来的自然环境中长成,南洋大学的情形也是一样。只有那些负责南洋大学和在南洋大学读书的人充份意识到建立南洋大学的气候和环境的时候,南洋大学才会有可能发展,我所指的气候就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气候。除非南大能够使自己适应这种环境,要它茂盛地完全成长起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希望当我们正在为我们子女的高等教育而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土栽培中国的果树的。

杜进才并不敌视南大,但他的这段话对南大充满敌意,因为他是代表李光耀说的。大学周的宗旨之一便是“发扬马来亚意识”,而杜进才告诫的话却与此相反。他显然是在传达李光耀的话。四十年后,李光耀把这番话再说一次(见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第三章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70页):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的第一所华文大学,它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与歷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黄丽松认为南大的独特之处,却为李光耀所不能容忍。这正是他势必关闭南大的根本原因。

一九五九年,黄丽松曾担任魏雅聆检讨委员会的委员。在讨论南大与马大合并问题时,他不同意合并。他认为本地需要两间不同的大学。然而,他在委员会中只是个花瓶,在合并这个议题上,他的意见根本不重要,只有李光耀的意见才是关键。

一九六九年,他接任校长后,仍然保持同样的看法。他更希望南大发展成有特色有地位的大学。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多塞特(Frances Dowsett 在他的《南大印象记》文中记录黄丽松对他说的话(见李业霖《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

本质上南大是一个华人所有、华人所治、华人所享的大学——它将继续保持这一特性。谣言传说,有一天南大会和新加坡大学合并起来。南大对这一点己作有力否认。

南大校长黄丽松博士坚决地说“两间大学不会合井,因为这是不适当的。无论在任何国家,如果大学毕业生全部由一间大学产生出来,那是太坏的现象。”

他说,南大注意补充新大之所缺,同时,尽量避免在学科土与新大重复,例如新大长于造就医生和律师,因此南大使向其他方面发展。两种语文制度(中文和英文)在南大是强有力的。南大的商学院正在计划加强。南大长于中国语文,故对研究亚洲文化最为适合。此外,数学、电脑科学,也是它的特长。还有,它的语言中心,在东南亚可算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黄丽松对南大的发展,非常有信心,但是他完全没有察觉,李光耀对南大的敌意。当时的“谣言”并非“谣言”,而是事实,千真万确。李光耀不可能容忍黄丽松在南大传承中国文化。

黄丽松重视的是大学教育,李光耀重视的是政治权力。黄丽松的话:“无论在任何国家,如果大学毕业生全部由一间大学产生出来,那是太坏的现象。”这是教育家的看法,与李光耀的看法格格不入。

南大传承中国文化,造就南大独特的校风。在黄丽松担任校长时,南大的校风更加发扬光大,吸引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前来就读。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南大第二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当时南大第一次有旧生新生,有些旧生就开始想要“拖尸”。当时马大流行新生到校就被“拖尸”,南大有些学生也想要用同样方式欺负新生。南大学生会当时还没有正式成立,不过和学生组织有关系的左派旧学生就来跟所有负责学会的人说:我们不该让旧生欺负新生,大家合作起来反“拖尸”。我当然也参加,因为我是南大基督徒团契的主要负责人。当时我们安排新生,尤其是女生,让她们跟旧女生同住,告诉她们不用害怕,甚至吩咐她们准备一桶水,如果有人要来欺负她们就用水来泼他们。这事情过了一些时候就落幕,以后就成为南大的文化校风。此后南大的新生不但不会被欺负,而且还被欢迎。首先是校友会欢迎,然后学会欢迎,系欢迎,大学欢迎。

南大在第二年开学就开始实行一场联合各个学会保护新生的政策,新生都得到热烈的欢迎。当时左派学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丽松校长上任后,他非常喜欢如此良好的文化及校风,这也是其他大学所没有的,是奠定南大精神的因素之一。

后来南大当局开学时都会举办一场联欢会来欢迎所有的新生。校长黄丽松拉小提琴,身为系主任的我也负责唱歌、讲故事等等,为新生们娱乐作兴。南大后来就一直都维持了一贯的良好校风,也就因此吸引了不少学生纷纷前来就读,一些被南大新大同时录取的学生往往就选择了南大。

南大学生从进入小学之前到大学时代,都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大不相同于受英文教育的学生。南大的校风也就自然不同于马大学生。

黄丽松小学中学都就读于中文学校,大学就读香港大学,背景也跟马来亚大学不同。他喜欢南大的校风是理所当然的事。南大的校风和南大学生的成就,密切相关。

2、设立研究院

在黄丽松所拟定的计划之中,最为重要的是设立研究院。这项计划让星马华人感到高兴。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南洋商报》发表社论《南大决定创办研究院》说:

新年同刚过去,南大就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它决定创办研究院,使东南亚这个地区的学术水准尽量提高。

当去年此日,南大新校长黄丽松决定接受南大的聘约的时候,他的最大的怀抱,就是想位充实南大的内容、提高学术水准,使它成为东南亚学术研究的一个中心。

经过一年的苦心策划后,南大果然要迈步前进了。为着脚踏实地起见,它决定先创办亚洲、自然科学、数学与商学四个研究所。等到上述四个研究所办理得成绩卓著后,才扩而充之,继续创办其他各科的研究所。这种稳扎稳打的方位,是受过近代科学洗礼的人最崇尚的方位,因为每个科学家都懂得分析和综合的妙用,同时,也懂得把最复杂的事物,化为最简单的东西,然后集中精力,从事“慢而稳”的进展。

这番话反映出星马维护华文教育者心中的喜悦和期待,但是李光耀必定感到愤怒。他并不希望南大发展,他只希望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然后与星大合并。

一九七〇年三月廿一日,黄丽松正式宣布,南大将开办研究院。研究院辖下将先行开办四个研究所:亚洲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商学研究所。并将颁授硕士和博士学位。

亚洲研究所的重点研究中,中文与马来文是最重要的两个范围。这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

李光耀一生看不起中文与马来文。他虽然定马来文为国语,但这国语只是名义上的,他并没有尽力推广。他没有公开贬抑马来文,只是因为不敢得罪马来人。至于中文,他非常憎恨,把维护中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非置于死地不可。他在消灭华文教育之后,筹划“讲华语运动”,要求华人只要会讲华语就好,不必会写华文。

黄丽松设立研究院的举措,必定令李光耀恼怒。他离开南大是迟早的事。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十日,黄丽松在南大常年会员大会上正式提出设立研究院。他说:

在南大之现况下,首先要充实现有之学系,现有之师资,暂不拟开设新学系,亦暂保持现有的学生人数。南大最迫切的需要和最易发展起来者就是设立研究院,逐步充实仪器图书设备给予教师更多研究机会,亦可教导比较高深之课程。大学体制中,研究院为大学长大成人之一个步骤。一间具有完整体系之大学,必有研究院,否则,便成为第二等、第三等大学。

他希望帮助南大发展为一间完整体系之大学,充满热忱和信心。这是当年创校先贤的热忱与信心的延续。

就一般大学的发展来说,黄丽松的话一点都没错:“一间具有完整体系之大学,必有研究院。”

就南大的发展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有助于南大的成长,但在李光耀看来,这是触犯潜规则,不能容忍。对南大越好的措施,在李光耀看来,越不能容忍。

黄丽松完全没有察觉,李光耀寄望于他的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并不是要他帮助南大发展。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从前的校友多数是属于华校的,所以是以华文来沟通,即使在改制后还是一样。虽然《王赓武报告书》就是要把教学媒介语改为英文,但是我还是喜欢用华语来教学。黄丽松来的时候,他知道南大最大的特长就是拥有华人文化,所以他在开会的时候大多数是使用华语,必要时才用英文来沟通。

黄丽松没有执行《王赓武报告书》中的建议,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这在李光耀看来是罪大恶极,完全不能容忍。

李光耀之所以没有罢免黄丽松,是因为黄丽松是南大聘请的校长,不像后来的李昭铭,由他派遣到南大,一怒之下,便马上罢免。

黄丽松设立研究院可能有两个用意:一个是,研究院给人地位较高的印象,标志南大发展的新方向;一个是,可以集中力量,致力于研究。他很强调研究,但研究院这制度难于长久实行,因为星加坡大学没有研究院,迟早会遭到反对。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南大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天,就是第九届毕业典礼的时候,王邦文部长宣布承认南大学位。隔年第十届黄丽松担任校长,那时的南大,第一届普通学位刚要毕业,荣誉学位还未出来,那时黄丽松已经宣布明年要开办研究院了。

当时黄丽松为何那么有把握呢?南大已有那个程度可以开办研究院了,当时的新大还没有研究院,实际上到了合并的时候,新大还没有研究院,新大的高级学位是由各系自己主办,没有一个真正的研究院。

所以南大敢提出研究院,是黄丽松先得到政府和理事会的支持,他才敢作这样的宣布。宣布了之后,记者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过后就来问他南大去年才刚刚被承认学位,是不是研究院只给去年毕业的,那么前面的第一届到第八届毕业的学生是否也有资格来读研究院?

他说当然,这些早期毕业的学生去读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的大学,没有一间是不承认或认为南大的学位不合格的,那么现在南大又怎么会不承认自己学生的学位呢?最后,在职的毕业生从第一届起只要系主任没有反对,研究院就收了。这件事情也说明了,在黄丽松的心中与印象里,南大的学生从第一届起就已经很不错了。……

黄丽松来时,他很清楚新制旧制对南大并无太大的差异。在他心中,旧的南大还是比新的南大好,所以研究院收的学生大多数是旧制的学生。研究院是美国制的,很多已经拿了硕士学位回来的校友是可以在南大一面做博士,一面担任讲师的。黄丽松把早期回来南大服务,只有硕士学位的校友送到研究院完成博士学位,所以后来南大理学院没有硕士学位的讲师了,通通是博士了。

说黄丽松得到政府的支持,大概是指王邦文或李昭铭的口头支持。然而,这两个人的支持根本不能算一回事,只有李光耀一个人才能说了算。李光耀不可能支持黄丽松发展南大。即使他偶尔说一两句好听的话,也不能当真。凡是他说的好听的话都是假话。真话都藏在心中,都是坏事。

《魏雅聆报告书》和《王赓武报告书》都强调聘请有英国大学背景的教授。南大毕业生也应该到英国大学深造,取得英国大学学位。在李光耀、魏雅聆、王赓武看来,有英国大学学位的教授才是合格的教授,没有英国大学学位的教授都是不合格的教授。南大的教授中,有英国大学学位的少,所以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都看不起南大的教授。李光耀根本就不承认美国大学的学位。一直到后来,英国人离开星加坡之后,不得不依靠美国时,李光耀才承认美国大学的学位。

黄丽松创办研究院,在李光耀眼中是极大的错误。他根本就不希望南大发展,只希望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黄丽松显然看不出李光耀对南大的敌意,所以才发展研究院。他不把南大的年轻教师送到英国大学深造,而是在南大深造,这对他们掌握英语的能力没有多大帮助,必定让李光耀愤怒。

设立研究院管理研究生,这是美国大学的制度,英国大学通常都不设研究院,研究生直属于各个系,由系管理,即使设立研究院,研究生仍然隶属于各个系,因为研究生的导师都是各个系里的老师。大学聘请教师时,并无系与研究院之分。正因此,南大与星大合并后,南大的研究院就消失了。没人关心研究院的存亡。

黄丽松聘请刚从香港大学退休的林春猷教授出任研究院院长。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来到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到马来亚大学任教,帮助创办药剂系。离开马大后到香港大学任教,直到退休。他非常热心,担任研究院院长纯出于帮助南大发展,不要薪金,只领取些许车马费而已。他的资历和南大第一批教授的资历相似,不同的是,他是从英国人办的大学请来的,有英国大学学位,在李光耀眼里,够资格;南大的教授是从中国人办的大学请来的,大多没有英国大学学位,在李光耀眼里,不够资格。

当时的南大,完全受李光耀控制,容不得人才。黄丽松离开南大后,林春猷也跟着离开了。

一九七〇年四月,研究院招生。攻读硕士学位课程需时两年,已得硕士学位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者,也需时两年。从攻读硕士学位至完成博士学位,需时四年。这跟英美大学的情况基本一致。

黄丽松非常强调研究。他决心把南大发展成一间第一等的大学。他有这样的决心与信心的一个原因是,南大当时得到政府资助,有了基本的发展经费,可以大胆向前走去。

在南大创办之初,原本有发展工学院的计划,但并没有实行,只设立文理商三个学院。黄丽松就任后,除了设立研究院,还打算发展工学院。于一九七〇年七月,组成工学院筹设委员会。他开始了初步的筹划工作,不久就离开了。薛寿生接任后,还继续筹划,但也未成事就离开了。

回顾南大初创办那几年,受政府歧视与迫害,缺少经费,只能节俭办学,惨淡经营。然而,这前后两个阶段,孰优孰劣,并非经费所能完全决定。学制、课程、学生求知的精神更加重要。

为了配合他所拟定的发展计划,黄丽松当时还有两项措施。一项是,聘请一些知名学者担任校外考委;一项是,聘请一些知名教授来任教。

黄丽松除了办研究院,也同时聘请一些有学术地位的接受来南大执教,例如生物系的主任约翰逊(Johnson) 教授、化学系的系主任江爱泾教授,他们都是从星加坡大学请来的。这些教授都用英语教课,学生适应英语毫无困难,绝不像李光耀所说的,南大学生都不懂英文。这些有经验的教授,对南大研究院的发展当然也极为重要。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一日,李光耀应南洋大学历史学会之请到南大讲《南大与我们的前途》,他说(见李业霖《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

南大在早年,在从1956年起的最初数年间,是有好些非常优秀的学生的。当年,南大的师资水准还有待于建立,但这些出类拔萃的学生于毕业以后,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各大学研究院中从事专门研究,都有特出的表现。很矛盾的,现在南大的师资和教学水准虽已提高了,但特出的学生却没有从前那么多。如果南大今后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在表现上,不再能与从前媲美而保持它的声誉,那么,就将前功尽废了。一所大学的声誉,固然是靠着教授们的学问素养,但同时,应靠着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学术上的表现。

他这是明明白白的说,南大改制后,学生的水准下降了。他的话狠狠的刮了王赓武一巴掌,因为王赓武说,实施新制,南大学生的水准将大大提高;也狠狠的刮了他自己一巴掌,因为他一直说南大创办以来,学生不懂英文,所以水准差;也是狠狠的刮了黄丽松一巴掌,因为他当校长,请来好教授,却培养不出好学生,还要办研究院。

黄丽松是很有作为的校长,但他来不逢时,不知不觉走在李光耀关闭南大的路上。

3、对外联系

一九六〇年,庄竹林出任南大校长后,不仅用心于南大的内政,也用心于南大的外交。由于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他不得不把精力主要用于校内的事务,除了设法稳定南大的经济,也鼓励南大师生致力于学术,为南大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外交方面,他率领南大加入为英联邦大学,成为会员,并参加联邦大学校长会议,还出席伦敦大学名誉校长伊丽莎白女王母后盛宴。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让南洋大学得到英联邦各大学的承认。尽管李光耀不承认南洋大学,南大学生到英联邦大学深造毫无困难。

黄丽松就任校长后,继续内政与外交两方面的工作。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黄丽松主要的贡献是加强外人对南大的信心。当时他与国外建立关系,特别是英联邦大学,因此南大学生毕业后可轻易到英联邦国家深造。另外,他把南大的形象国际化,因此提高了南大的地位,甚至比新大在国际性的名声更响。再来,由于南大的教学方面完善,因此他也积极推动设立研究院,另外还开课给各系的研究院学生,从而加强南大的学术风气。……

当时黄丽松受邀成为南大的校长,他已经作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当时他就召开了一场国际性的校长会议,南大立即变成是一所国际大学。然后还宣布要开办研究院提供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课程(当时历史悠久的新大马大都没有研究所),而且还设法邀请国际著名教授到南大教学。

当时黄丽松校长为了要吸引更多成绩优异的学生前来南大就读,允许在三年内考取学士荣誉学位。这策略真的吸引了很多的优异学生前来就读,后来遭到新大校长的反对,这策略也只是落实了一年。

一九七〇年三月,黄丽松所聘请的校外考试委员如:

杨桭宁教授(物理系)
奥本馨教授(A. Oppenheim) (数学系)
林纳特教授(J. W. Linnett) (化学系)
周法高教授(中文系)
郑德坤(历史系)

其中,杨振宁非常热心。他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感情。他答应担任校外考委,纯因为南大是海外唯一的中文大学。他除了看考卷,还在南大演讲。当时星加坡大学也想请他去演讲,他一口拒绝了。他还表示,愿意来南大讲学。正是这种民族感情,南大才得以建立起来。

杨振宁后来也担任马大与槟城理大的物理系校外考委。一九七六年,他在槟城的一场演讲中说,南大的物理系比马大与理大的物理系要强些(见《民报》1976年3月26日新闻)。这是对李光耀、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等诽谤南大的最佳回答。

校外考委可以从学生的答卷判断学生的学习心得与作答能力,但无法提高应届学生的程度。校外考委的意见可以用来改善以后的教学。

李光耀、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都以南大没有校外考委而贬低南大的学术水准,不仅荒谬,而且恶毒。

黄丽松担任校长期间,一九七二年初,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以英联邦元首的身分第一次访问新加坡。访问的时间紧促,她只能选择参观一所大学。她舍弃英国人创办的星加坡大学,而访问南洋大学。女皇受到南大师生们热诚款待,还与学生交谈了半小时。这在当时,是轰动星马的大新闻。

南大在国际学术界,比星大更为人知。南大的主要敌人,只有李光耀一个。

不久,黄丽松离开南大。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最后期限,一天比一天逼近。

4、干预与辞职

(1)李光耀的阴影

李光耀为了控制南大,用尽残酷的手段。南大改制后,他对南大的干预并未停止。星加坡到处都有李光耀的阴影。云南园更是在李光耀阴影的笼罩之下。

李光耀控制南大的第一步是控制南大的理事会。李光耀以承认学位和资助为筹码,谈判控制南大理事会。

一九六三年,陈六使先生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职之后,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理事会。在理事会的成员中,有他委派的人,其中两个是支持他的南大毕业生。这两个李光耀的党人,所作所为都遵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指令。

李光耀在控制南大理事会之后,下一步便是控制南大学生。为了控制南大学生,李光耀先后七次派大批军警血洗云南园。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七次侵犯云南园之后,南大学生的反对声音完全被镇压。

李光耀又让职业学生在校内成立“联谊会”,并设立“学生生活辅导处”,监视学生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学生与学生生活。

接下来一步便是控制南大老师。比起控制南大理事会和学生来,这是比较容易的一步。教师的人数少,容易控制。外地来的教师,可以轻易驱逐出境了事。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柯亨事件。

(2)柯亨事件

黄丽松掌校时,欢迎南大校友回校任教,但他也计划聘请在国际学术界有地位的教授前来任教。他要把南大发展成第一等的国际大学。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柯亨事件”。这件事的真相如何,至今还是个谜。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四章):

有一件事,就是 Cohen 事件,是南大历史里面的一件事。Cohen 是美国人,他说他有三个博士学位,甚至有一个博士学位是哈佛大学发的,另外两个博士学位的大学就奇奇怪怪的。当时黄丽松很高兴,因为他要吸引外国有名的大学,那么就请他来,在商学院里面。

但是这个人是大骗子。他来后就开始收集南大的丑闻,他的动机是勒索。他有备而来,收集了一些南大男学生和女学生上课时不坐在一起,显得有点落伍。如果有记者来问南大教师,教师不敢讲,每次讲的时候就说不要提我的名字。换句话说,他是要制造一个印象,新加坡是很保守的、落伍的、不自由的。他收集完之后,就故意制造麻烦了。他去批评新加坡政府,南大当然很不高兴,但是他已经跟外国联络好了。当南大要开除他的时候,他就告南大因为他的聘约还没结束,南大要赔偿损失。他已经知道南大要告他,要打官司;然后打官司时,他就趁机把丑闻给一些杂志社。

本来我不知道这事件,我知道这个人神神秘秘,但并不认识他。不过他的一个同事知道他的企图,而且他故意给这个同事知道他的企图。这个人十分狡猾,结果南大不敢告他。

后来这个事件提到理事会那里。王佐因为在审核他的学位时忽略了,没有去问有关大学他是否有这个学位。后来要开除他的时候才写信去问,发现这个人并没有在那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他的文凭是假的。文凭是假的,可以开除他;但是一开除他,说他是假的,等于说南大行政出问题,没有好好地审核申请书。

这件事情上真正犯了错误的是黄建邦,因为调查审核不是注册主任的责任,而是他的下属负责。但是王佐并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承认是自己的疏忽。实际上当他承认时,校长就立刻说不是你的疏忽,而是校长自己的疏忽,因为很想聘请这个人,所以是校长影响了他们令他们疏忽。……

后来,我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情,我从他的一个同事知道了实际上他早就在收集南大的缺点,到底对不对,新闻就是这样,外国的新闻更是喜欢夸张。无论如何,错了之后,南大名义就受损了,因为南大已经被冤枉很多事情,小小的风波,人家就大作文章。

最后,黄祖耀立刻叫一个律师来,考虑给他勒索也没有办法。他要回去,要坐一号位的船。我们给他飞机票回去,他不要;然后还要赔偿他聘约剩下的薪水。他的要求也并不太高,不是说要求一两百万,他只是说你叫我离开,你被我骗,我要回去,但是不要坐飞机。最后还是赔偿他,赔偿的钱好像是理事会出的,南大的预算案里面这个账不好报。

这柯亨事件,当时校内校外都在流传,但没人知道真相。从郑奋兴的叙述看来,这件事有几个疑点:

其一,动机是勒索吗?

如果柯亨的动机是勒索,为什么“他的要求也并不太高,不是说要求一两百万,他只是说你叫我离开,你被我骗,我要回去,但是不要坐飞机。”如果真的是为勒索而来,为什么要求那么少?

其二,什么是丑闻?

柯亨收集南大哪些“丑闻”呢?“一些南大男学生和女学生上课时不坐在一起,显得有点落伍。”这不算什么丑闻。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风俗,根本不是什么丑闻。

至于南大教师对记者讲话,不要记者提自己的名字。更不是南大的丑闻,而是李光耀高压政策的后遗症。

说“新加坡是很保守的、落伍的、不自由的。”那也不是南大的丑闻,倒是反应星加坡政治的真实一面。“不自由”也正是高压政策的结果。各地记者讲到星加坡时早就这么说,不是丑闻,也不是新闻。

其三,为什么要收集这些丑闻?

柯亨收集上述丑闻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勒索”。

姑不论上述是不是丑闻,就算是丑闻,可以勒索些什么?如何勒索?

照上述引文的说法,他的勒索办法是:先惹事,让南大开除他,然后索取赔偿。如果南大要告他,他就把“丑闻”交给杂志社发表。

这是难以置信的事,因为那些“丑闻”根本就没有新闻价值。交给杂志社又能勒索到些什么呢?

其四,是政治事件吗?

这句话大概是引起整件事的主要原因:“他去批评新加坡政府,南大当然很不高兴。”批评星加坡政府,南大恐怕不仅仅是“不高兴”,而是必定有政治麻烦。

这又带出另一个问题:如果柯亨真的志在勒索,为什么要批评星加坡政府,自找麻烦,而又达不到勒索的目的?

其五,是假文凭引起面子问题吗?

在柯亨批评李光耀政府后,事件突然有了转折。南大这时发现柯亨的文凭是假的。

既然文凭是假的,显然是柯亨毁约了,校方可以解约,要柯亨离校。可是,校方却不敢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有面子问题:“文凭是假的,可以开除他;但是一开除他,说他是假的,等于说南大行政出问题,没有好好地审核申请书。”

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事。这事件当时在校内校外都已广为流传,校方的面子早就丢光了,还有什么顾忌吗?

如果柯亨真的用假文凭申请工作,而且得到了,按照常理,他应该静静工作,每月领取薪金,尽量低调。为什么还要惹事?

如果校方把柯亨开除,反而可以让人觉得处理得当。为什么柯亨有底气,而校方没有底气?

其六,为什么甘愿被勒索?

柯亨勒索南大的方法是打官司:“当南大要开除他的时候,他就告南大因为他的聘约还没结束,南大要赔偿损失。”

底气南大不敢打官司,事件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考虑给他勒索也没有办法……最后还是赔偿他”。这真是怪事。为什么校方甘愿被勒索?

如果柯亨真的用假文凭欺骗南大,得到工作,又用南大的“丑闻”勒索,这是很严重的刑事案件。校方可以叫柯亨自行离开,不付分文。如果柯亨不答应,校方可以直接把案件交给警方,提告用假文件、欺诈、勒索三宗罪,每一宗罪都可以让他坐几年牢。为什么南大不这么做,而要甘愿被勒索?

无论柯亨在监牢里,还是在出来之后,都不可能告南大,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机会。他是美国人,坐牢出来便会被递解出境。再说,即使他向南大提告,法庭根本就不会受理。

这事件疑点重重,真相至今不明。在李光耀控制南大后,这种不明真相的事,何止千万?受害的是南洋大学、南洋大学的创办人、南洋大学的老师和学生。

这件事在黄丽松任内,是很重大的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是很重大的事。为什么在他的回忆录中,在说到王佐时,对这件事不提一个字,反而是对王佐称赞有加?这是很奇怪的事。

王佐是什么人呢?他是李光耀实施《王赓武报告书》时,安插在南大的“注册主任”。在这之前,南大的注册主任都由教授兼任。教授了解大学的事务。

李光耀为了控制南大的日常事务,便安插王佐在注册处当主任。当时,校内有个传说,王佐是王邦文的人,由王邦文安插在注册处。就当时的形势看来,这绝不是空穴来风。

这是王佐第二次到南大任职。第一次在一九五四年,跟随林语堂来南大任职。

一九五五年,王佐跟林语堂一起领取“遣散费”离开。《南洋大学创校史》第十八章有这样的记录:

王佐及其夫人陈秀锦等,俱系三年聘约,……王氏夫妇原居马六甲,其后赴美求学,此次遗散费亦与外地来星者,享受同等待遇,且获回美盘缠,王氏夫妇去年十二月来星,今共领得三万余元。

王佐与陈秀锦所领的遣散费相同,都是一五,六八〇.五〇元。两人合计三万一千三百六十一元。这在当时,足够买三栋独立式大洋房。

王佐所收到的遣散费中,包括回去美国的旅费,但他并不回美国去,而是回马六甲,担任培风中学校长。十年后,再到南大任职,这时,他是王邦文的人。

王佐在美国取得个硕士学位。在他的履历中,一直都写着“博士(即将毕业)”,退休时仍然如此。这就是王佐。

在陈六使先生担任理事会主席的时候,南大的行政工作主要由潘国渠先生负责。潘国渠先生的办事能力十分卓绝。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形下,把南大办起来。他亲自到香港台湾去聘请的教授,学识与经验都极其丰富,培养出杰出的学生。正因此,遭到英国人和李光耀的打击,被褫夺公民权,最后辞职。

王佐的办事能力一无是处,但这样的人正是李光耀所需要的。他只需帮助李光耀控制南大,不必有办事能力。办事越糟糕越好,可以证明南大是劣质大学,应该早日关闭。

柯亨事件并未就此了结。其后遗症导致黄丽松最终辞职。

(3)校友干预校政

李光耀通过他委任的人控制南大,钳制南大的发展。黄丽松与李光耀之间的分歧,在所难免。

黄丽松宣布设立研究院后,李光耀党人的一些南大毕业生,当年在南大时的职业学生,立意挤入研究院读个学位,留在南大任教,帮助李光耀控制南大。

黄丽松对南大的发展充满信心。他希望把南大发展成为一家既有独一无二的特色,又有国际地位的大学。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需要聘请西方著名大学毕业的学者,有学术成就的教授前来任教。柯亨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

黄丽松也欢迎南大校友后来任教,但他强调需要有博士学位。当时,任教的校友之中,有些并无博士学位。这些人多是支持李光耀的卒子。他们担心会被淘汰。于是,要求黄丽松在聘任教授时,必须把一定百分比的名额留给南大校友,而且全部重要的职位都必须留给南大校友。这样的要求,表面看起来是在维护南大,实际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们心目中的校友,并不是有学术成就的校友,而是支持李光耀的党人,完全出于自利。这样一来,他们跟黄丽松的冲突便无法避了。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黄丽松不希望南大是完全属于校友的,因为他认为要是全部重要的职位都落在校友身上,那就会使南大的视野跟范围变得狭窄,在国际上也不能发挥。南大校友人才虽多,但是他想在校友及国际的人才之间取得平衡;南大校友有一半的影响力,另外一半的影响力应该来自外面来的人,这样的话才能产生互相竞争和激励,发生火花的效应。他这样的政策,我当然很支持,但是有的校友就不是很认同,有的认为他抢了他们升级的机会。

我是幸运的,很早就进来南大,升级成为教授。后来黄丽松就设立了一个条规,说明以后聘请的教授和副教授都要把相关的履历寄去英国一个遴选委员会决定哪些人有资格做教授。还有一点,因为当时是英国制,所以每个系里只有一位教授。我当时做了教授,所以别人就不能做教授了,所以有的人觉得不大好、不大公平。这样让有的校友觉得说黄丽松好像不大提拔校友。不过不能否认的,他对南大的贡献是很大的,也是他奠定了南大后期的学术风气。

这些背靠李光耀的校友,不断给黄丽松施加政治压力。他完全不愿接受这样的政治压力,所以转到香港大学去当校长。临走时对报界说:“不能容忍校友干预校政。”他离开时,很不愉快。

(4)陈六使辞世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凌晨,陈六使先生因心脏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南大校友在报上刊登全版的挽词云:

  水源木本,永忆先生!

南大因陈六使先生而成立。他留给南大与世人的是永远的遗憾与怀念。潘国渠先生为治丧委员会所题挽联曰:

  经济则成大业,教育则立大功,生可为荣,死无憾也。
  果断乃出天资,刚直乃本天性,动而得谤,名亦随之。

这挽联概括陈六使先生的功业与性情。福建会馆所题挽联曰:

  兴创学府,树业树人,期他日社会栋梁,出诸南大。
  领袖群伦,立言立德,为今朝风流人物,还看同安。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说陈六使先生的功业。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七日,陈六使逝世出殡,灵柩上覆盖南大校旗,送殡行列多达六千余人。

黄丽松辞职的时间安排在这之前两天,九月十五日,显然是为了避开陈六使先生的出殡日期。他身为南洋大学校长,理应出席陈六使先生的丧礼,却仓促离开南大,不合事理人情。这只能显示,他是在李光耀的淫威底下安排离职的时间。李光耀的阴影无处不在。

(5)在李光耀的阴影下辞职

黄丽松在离去之前,已经安排好薛寿生继任校长。他在李光耀的阴影之下继任,不可能有所作为。

三十年后,二〇〇〇年,黄丽松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回忆离去前夕,南大学生为他举行送别晚会的情形:

晚会结束,我准备离开时,发现来参加晚会的学生们已排起队来,形成一个人链,从山丘上的学生楼一直到我家房子矗立之处的另一座山丘的山脚下,以便一个一个跟我说再见。我高兴地和他们每一位握手,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握过这么多的手,这样好几百只手。这是我在南大最受感动的经验,确实也是一生中最受感动的。

南大学生对他十分敬重。南大学生绝不是促使他离职的原因。《亚洲周刊》记者问他,离职是否与李光耀有关时,他答非所问(见12月10日《黄丽松难忘南洋大学》):

我和李光耀见过好几次面,我们没有意见不和。李光耀来南大的次数比到新加坡大学(新大)还多,他支持我们,要提拔南大成为好的大学。南大非改革不可,作为新加坡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南大不能走自己的路。当时的南大华校生感受到是吃亏的一群,得到的待遇很差,所以有很大的不满。但是年轻人是讲道理的,和学生之间没有难办的事,我第一天到南大就和学生立了契约,要共同把南大的声誉搞好。另外也有南大毕业生回来的讲师,一起来把南大办好。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利用南大作为政治资本,但基本没有太大的不愉快。

他答非所问,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正显示他的离职和李光耀密切相关。

他说:“南大非改革不可,作为新加坡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南大不能走自己的路。”这其实就是李光耀说的。他这是借用李光耀的话来婉转表达,他是在李光耀的压制之下离职的。

黄丽松掌校时,就是要带领南大“走自己的路”。他盛赞南大独一无二的特色在于传承中国文化,东方的精神文明。他希望把南大发展成一间既有特色又有国际地位的大学。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说:

南大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用华文教学的大学,要发扬中国固有的中华文化,这要到哪里去寻找呢?如果南大现在还在,这会是一间很特别的大学。

他的办学理念和李光耀完全相反。李光耀不容许南大“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他离职的原因。他不能直接说出来。李光耀的阴影即使是在三十年后,仍然是他心中的重压,以致他不敢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以免麻烦。李光耀的阴影如鬼魅一般,无处不在。

当时,李光耀已完全控制南大。李光耀的阴影笼罩校园内外,发生在校园里的一切都必定与李光耀密切相关。黄丽松是校长,他的一举一动,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必然和李光耀密切相关。他正是在李光耀的阴影之下离职。

他有“把南大的声誉搞好”的愿望。这让他跟希望“把南大的声誉搞坏”的李光耀不可能意见一致,但即使李光耀对他不满,也不需要和他当面争论,当然“没有意见不和”。

说“他支持我们,要提拔南大成为好的大学。”完全没有意义,而且违反事实,因为他接受采访时,李光耀已把南大关闭了近三十年。

至于“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利用南大作为政治资本”,所指的便是李光耀安排在南大校内的卒子。他答非所问,含糊其辞,正显示他内心对李光耀阴影的顾忌与烦扰,让他决定离去。

二〇〇三年,谢诗坚在《王赓武访谈录之一:南大与王赓武报告书》文中说:

所以到后来当黃丽松于1969年接任南大校长时,他也发现南大的师资待遇远不如新大。这使他很失望,几经交涉,也沒有成绩。他在南大似乎难以施展抱負,而在1972年离职,到香港出任港大校长。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刊于《星洲日报》,说法有出入(2003年7月27日版。引文见雷澥《南大春秋》第四章):

黄丽松也是我的挚友,他在南大当校长时显得不开心,因为他觉得南大远比不上新大,不是他理想中要建构的南大,因此在1972年提早离开南大,到港大任校长。

这里所说的“他觉得南大远比不上新大,不是他理想中要建构的南大”,表示黄丽松对南大极度失望,隐含的意思是:南大问题多,令他不满,因而离职。

这篇访谈的另外一个版本说:“他也发现南大的师资待遇远不如新大。这使他很失望,几经交涉,也沒有成绩。”则黄丽松所失望的是“南大的师资待遇远不如新大”。

这两个版本的差异不小。何以如此,不得而知。对比黄丽松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的话,王赓武显然是在帮李光耀开脱,把黄丽松离职的原因推给南大师生。他的意图根李光耀的一样恶毒。

南大的师资待遇远不如新大,这是黄丽松来南大之前便已如此的,不足为奇。黄丽松不应不知道。这待遇差异,也是李光耀、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等用来攻击南大的借口。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李光耀的阴影,无处不在。

黄丽松就任时,以为李光耀“他支持我们,要提拔南大成为好的大学。”他完全误解了李光耀的意旨。李光耀委任他为校长,目的是要他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这是王赓武报告书的主旨,而他却决定发展研究院。这是美国大学的制度,新加坡大学并没有研究院。

这之后,他在南大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李光耀的卒子给他施加种种压力。他们如果不是得到李光耀的默许怂恿,不可能如此嚣张。

黄丽松在面对这些政治压力的时候,有机会当香港大学校长,便毅然辞职离开了。正因此,他在临走前才会撂下一句话:“不能容忍校友干预校政。”他的离去,主要是因为他未能理解李光耀未明言的意旨,触犯了李光耀的潜规则。

黄丽松是个有作为的校长,比之前的黄应荣好太多了。亚洲周刊的《黄丽松难忘南洋大学》文中说:

南大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用华文教学的大学,要发扬中国固有的中华文化,这要到哪里去寻找呢?如果南大现在还在,这会是一间很特别的大学。我曾经去过很多大学,没有发现一所大学如南大毕业生那般对母校如此关心,如此支持,因为他们的母校,是在高远的理想中孕育,在人为的困境中出生与长大,他们对母校的忠诚大都没有限度的。我离开南大当晚特别受到学生欢送的感动,学生从校园排队到我的家,我一一和他们握手道别,这是我终身最难忘及感动的事,当天我还问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南大。这就是南大独一无二的地方。

李光耀的卒子给黄丽松的压力,令南大学生非常反感。南大学生都希望南大更加发展,日益壮大,不希望看到黄丽松离开。长长的握别队伍,是出于对黄丽松的敬重与感谢,是出于对母校的爱护深情,更是出于对李光耀从不停止迫害南大的无声抗议。

黄丽松非常喜欢南大的文化与校风。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黄丽松校长上任后,他非常喜欢如此良好的文化及校风,这也是其他大学所没有的,是奠定南大精神的因素之一。

后来南大当局开学时都会举办一场联欢会来欢迎所有的新生。校长黄丽松拉小提琴,身为系主任的我也负责唱歌、讲故事等等,为新生们娱乐作兴。南大后来就一直都维持了一贯的良好校风,也就因此吸引了不少学生纷纷前来就读,一些被南大新大同时录取的学生往往就选择了南大。……

黄丽松校长来南大那几年,对南大很有贡献。他觉得南大的环境非常好。有一件事情是我常常要提起的:他在南大的时候,为了跟教授学生较为熟悉,傍晚时候常常拿一根拐杖,到处走走,跟教授学生交谈。不幸的是,他后来被港大请去。临走的时候学生排成一长长的队伍,一一跟他握手,从学生楼到校长楼,景象壮观!……

南大的校风有什么特点呢?郑奋兴解释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南大的校风是:“对我们有恩的,我们非常感激。对我们好的,我们回报。诽谤我们的,我们华人文化素来是‘有容乃大’,不去计较。因此也没有特地为此辩白。

南大校风的两个特点是:包容与感恩。

因为包容,故可与任何人和平共处。因为感恩,所以南大学生特别尊敬老师。古人说:“一日为师,一生为父”,敬老师如敬父母。正因此,黄丽松离开时,学生列队跟他握别。这件事,他一生念念不忘。

黄丽松离开南大后,对南大仍然很关心,时常回来看看。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黄丽松离开南大之后,仍然时常回南大来看看,每年都会打电话回来关心南大。

南大的校风,南大的文化特色,都令黄丽松毕生难忘。这是他关心南大的主要原因。

黄丽松帮助南大发展,南大帮助他认识人生。

三 十年计划

(一)改革的困局

李光耀按照《王赓武报告书》改革南大之后,走了关闭南大的第一步。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接下来的一步便是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

本来,南大一开始便是双语大学,英文是南大学生的第二语文,当然没有第一语文的程度,但运用英文并不是什么问题。如果李光耀尊重华人的教育自由,尊重南大的存在,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以英文代替母语,完全是多此一举。南大学生掌握两种语文毕竟比单一语文好。问题就至于李光耀不允许华人有教育自由,不允许南大存在。这样一来,他就非得把南大由双语大学改为单语大学不可。说白了,就是要把南大改成跟星加坡大学一样,然后两校合并,把南大关闭。

他允许黄丽松当南大校长,原本以为黄丽松会依据《王赓武报告书》的建议,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他万万没想到,黄丽松要继续把南大发展成独一无二的大学,也就是让南大继续发扬中国文化,而对于把南大改变成英文大学,并不那么热心,只是强调英文很重要而已。南大仍旧是双语大学。这是李光耀完全不能容忍的。黄丽松最终还是被逼离开了。

当初,黄丽松就任时,或许还有一个没说出来的目的,就是以南大为跳板,跳到香港大学去当校长。就他个人的事业来说,这也无可厚非,但这对南大毕竟是很大的打击。就他在南大的作为说,他毕竟很有贡献。这正是南大学生列队向他握别的其中一个原因。

在黄丽松离开之前,已安排薛寿生接任。在他离职一个星期后,薛寿生便上任了。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后来香港大学请黄丽松去当校长,临走时,他推荐薛寿生博士为南大校长。

薛寿生校长的作风和黄丽松校长不同,在南大几乎没什么新闻。当时南大与德国与法国关系良好。薛寿生校长为了不让自己过份露面,派我为代表到法国、德国去建立良好关系,许多电脑中心的人员也都先后去法国访问。……

后来,薛寿生来了,他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的,若他没到南大来,也可能是担任中文大学校长的人选之一。中文大学是三个学院合并起来的,他是三个副校长之一。校长当时是从美国请来的,但是校长与本地的职员不和,所以迟早都会离开的。薛寿生来南大只是暂时性的,是黄丽松建议请他来的,因为他和黄丽松的关系很好,所以他愿意帮黄丽松完成他还没实现的计划。

薛寿生是从香港中文大学来的。中文大学一些教授私下有个说法,薛寿生只要能安安稳稳任满,就有希望回中文大学去接任校长。如果他在中文大学可以安安稳稳任满,在黄丽松退休时,也有希望到香港大学接任校长。然而,事与愿违,他在南大未能任满便被逼退了,也就无法接任中文大学校长职。这虽然只是民间传说,无法证实,但也未必空穴来风。

黄丽松既然安排薛寿生来继任,也必定把南大当时在李光耀的阴影下求存的情况详细告诉他。他对李光耀的政治必定有所了解,既然来接任,也就必定有心理准备。当然,他也必定有自己的打算。上任之后,他非常低调,只想平安无事。身为南大校长,他本应到法国和德国去商谈大学之间的合作,却为了避免出错,便派郑奋兴代表他去。这是不愿担当的表现。

薛寿生在学制方面也有一些调整。他引入主修与副修制。这在美国大学中很普遍。香港中文大学也采用这样的学制。薛寿生从中文大学来,也就把这个学制引进来。这个学制有两个优点:

这个制度很有灵活性,也很符合实际。

由于薛寿生一心只想维持黄丽松留下的格局,安安稳稳过下去,他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计划,但也没有努力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这一点,在黄丽松之后仍然止步不前,必定令李光耀十分愤怒。他最后被撤职离开,也是注定的结局。

黄丽松和薛寿生都是被逼离任的。他们离任的原因都是因为不明白李光耀未明言的意旨,触犯李光耀的潜规则所致。这结果便是李光耀直接派他的教育部长李昭銘来接任。新官上任,开宗明义就宣布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这很显然,李光耀已经忍无可忍,坐不住了。

(二)十年发展计划

1、无需发展的发展计划

李光耀在一九六六年强逼南大改制,一九六九年新制第一届学生毕业。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一日,李光耀在南大有了新制第一届毕业生之后,到南大演讲《南大与我们的前途》阐明他的新政策,以便逐步关闭南大。他在演讲时说,星加坡大学已经有了一个十年发展计划,南大也必须有一个同样的计划,并且与星大的发展计划相配合。他明确指示:

南大的这个十年计划必须把新大所拟定的计划,加以考虑。

于是,南大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成立南洋大学发展策划委员会,一共有五位委员与两位顾问:

委员会的职责是研讨南大今后十年发展之趋向,并提出全盘发展计划:

委员会受委任的范围是“参酌本国其他高等学府发展计划,对南洋大学今后十年之全盘计划发展,提供建议,俾加强现有课程,增设新学系,以应新加坡对高等学府之未来需求。”

五位委员之中,只有黄丽松和林春猷有发展大学的经验,知道大学该如何发展,但都已离开南大,没有实际的影响力。

通观全篇计划书,并无发展南大的意思,显然黄丽松和林春猷两人都只是花瓶。名义上是五个人组成委员会,实际是由郑维廉、黄望青、卢曜三个人代表李光耀决定南大往后十年的发展。

郑维廉、黄望青、卢曜都是李光耀的代表。卢曜是一九六四年南大第二届理事会的政府代表,也是理事会常务理事;郑维廉是李光耀的公务员,教育部常任秘书,一九六九年南大第四届理事会的政府代表;黄望青是一九六九年南大第四届理事会的工商界代表,也是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二战时期,黄望青和李光耀都帮助日本人做事。在华人看来,都是汉奸走狗。他可能知道李光耀帮助日军的许多秘密,所以被重用,但最终仍难逃被李光耀打击,流亡香港。

郑维廉、黄望青、卢曜三人在计划书完成之后,仍然留在南大理事会,帮助李光耀控制南大。

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跟前此的三份报告书一样,完全按照李光耀的意旨编制南洋大学的未来发展路线,配合星加坡大学的十年发展计划。因此,这报告书预示了南洋大学的未来历史发展和结局。这一个南大的终结蓝图,可以通过报告书的部分指示去领会其内涵,再与南大后来的发展相印证。

委员会从一九七一年一月开始工作,经过十一个月筹划后,写成《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比之前的《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所花的时间都长,而所写出来的报告书却丝毫都不清楚。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星洲日报刊登薛寿生的文章《与时代并进的南大》,提及南大十年发展计划。

一九七三年七月廿八日,南洋大学对外发布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

按照常理,既是十年发展计划书,当先说明目前状况,如何分阶段,从目前阶段向前发展,以达到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最后达到十年后的目标。每个阶段都应该有具体的发展方案。可是,南大这十年发展计划书只有三页,十九项指示,没有具体计划方案,完全不像是历时十一个月筹划的计划书。这非常清楚告诉世人,南大不需要具体的发展计划,只需按照李光耀的指令去做就是了。

《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中,并无具体而详细的发展计划,只一共有十九项指示,内容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是什么计划书,只不过是按照李光耀的指令撰写的简单提纲。南大未来的十年发展计划,必须配合星加坡大学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这十年发展计划给南大定下最终的结局便是在十年之内与星大合并,把南大关闭。

在十九项指示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三项。这一项定下南大最终的结局。这一项指定南大未来十年的三个发展方向:

所谓“限制”是什么呢?即第二项指示:

委员会之任务范国限于参酌本国其他高等学府的发展计划以及本大学依赖政府资助的事实。

这话的实际意思是:

上述三个发展方向中,第一个方向,“以新加坡大学为榜样,发展成为一间完整的大学”,意思含糊。如果是发展成一间与星加坡大学一样的“完整大学”,就是增加新的院系,让南大继续存在。这不可能符合李光耀的意旨。

第二个方向,“南大发展为一间与新加坡大学相辅相成的大学”,意思是两间大学的院系不能一样。这实际就是把南大原有的院系关闭,把星大的一些院系搬到云南园。这难于实行,但可以让南大名存实亡,李光耀应可接受,但仍然不是他所要的最佳结果。他所要的最佳结果是彻底铲除南洋大学,不留痕迹。

李光耀的要求就是不能超出上述的“限制”。第一第二个方向都无法达到李光耀的要求,当然不可能是南大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

第三个方向,实际的意思是让南大继续存在,但要“配合我国社会的需求”。这需求是什么,没有明言,实际就是李光耀的政治要求。按照李光耀的政治要求继续改革,直到最后和星加坡大学合并,把南大关闭。

就后来的演变情况往回看,第二个发展方向行不通,第三个发展方向只是暂时的,第一个方向的实际含义是,让南大与星大合并后,“发展成为一间完整的大学”。这才是李光耀的真正要求。这样,就可以把南洋大学彻底铲除,不留痕迹。

这份报告书必须符合李光耀的意旨,李光耀说出来的可以写,李光耀没说出来的就自然不可以写。因此,委员会只能建议南大维持现状,按照李光耀已说的继续改革,无法详细写明南大未来的发展方案,更无发展的时间表。通观整份报告书,除了建议维持现状之外,其余各节都只是言不及义的空话,没有实质的意义。

2、南大的发展目标是与星大合并

计划书的第二项指示,隐藏李光耀的最终意旨,即暗示南大的最终结局在于与星加坡大学合并:

委员会之任务范国限于参酌本国其他高等学府的发展计划以及本大学依赖政府资助的事实。

所谓“参酌本国其他高等学府的发展计划”,实就是李光耀在一九七〇年在南大演讲时所说的“南大的这个十年计划必须把新大所拟定的计划,加以考虑。”这是李光耀为了把南大与星大合并的重要步骤。他的恶毒计划应该是在他上台执政之前,与英国人相勾结的时候便已定下的了。接下来只是一步一步向最终目标走去而已。

他在一九五九年炮制的《魏雅聆报告书》中,便阐明以马大为蓝本改组南大的政治思维。

一九六五年炮制的《王赓武报告书》,建议把南大有而星大没有的现语系、教育系、化工系关闭,清楚说出南大的发展绝对不能超出星大的发展范围。

这之后,李光耀鼓励华校成绩优良的毕业生到星大去,塑造南大是收不到好学生的大学。

一九七五年,李光耀委派李昭铭担任南大校长,设立南大和星大将校际委员会,以促进两间大学之合作,实际就是为合并铺路。

一九七六年,全盘检讨南大各系课程,避免与星大发展目标与方向重叠。这项措施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南大落后于星大。这显示李光耀决心塑造南大是一间落后的大学。南大没有吸引力,收不到好学生,只能招收次等生。这就是后来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借口。

李昭銘没有领会李光耀没说出的意旨,竟然提议办工学院与绘测系,与星大院系重叠,立即被李光耀罢免。

“本大学依赖政府资助的事实”一语,显然是李光耀的威胁,提醒南大,没有他的支持,南大无法生存。当初他就是以资助为谈判筹码,以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

3、设立新学系须符合李光耀的政治需求

报告书的第五项指示说:

委员会报告书对于南大之未来发展及成长之献议,并不是把现有学系都作相应之扩充,而是视南大较占优势或潜能所在而使各学系在不同比率下去发展,以及在国家社会需求的大前提下增设新学系或学科。

大学发展须符合“国家社会需求”,这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对此“国家社会需求”的解释,可以很不一样,乃至于完全相反。例如,南大的现语系、教育系、化工系,都符合“国家社会需求”,而且是急切需求,但王赓武认为不符合“国家社会需求”,建议关闭。实际的原因是这三个系为星大所无,所以必须关闭。王赓武只是按照李光耀的政治需求提议。

当初,先贤创办南大更是为了“国家社会需求”,而且是非常急迫的需求。英国人也不否认有此需求,但并不赞成华人创办大学,而是希望华校学生学好英文,进入马大。当时的马大,连英校的毕业生都不能多收一个,更何况数量甚多的华校毕业生。因此,先贤创办南大乃是刻不容缓的事。可是在李光耀看来,创办南大完全不符合“国家社会需求”,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然而,南大既已设立,成为李光耀急需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便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跟马大(就是后来的星大)完全合并,把南大关闭。报告书第五项中所说的“国家社会需求”,实际就是李光耀的政治需求。南大的学系甚或学科的发展都要视李光耀有何想法而定。

一九六八年,南大按照王赓武报告书的建议,设立马来文系。这是南大创办之初就拟设立的学系,只因没有合适的教授而搁置下来。到李光耀完全控制南大后,才应景设立马来文系。到了一九七二年一月,李光耀以“不符合效益”,也就是以不符合“国家社会需求”为理由,停办马来文系。

一九七四年,马来文系在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后,便关闭了。当时,星加坡的马来人社会反对南大关闭马来文系,但李光耀并不在意。他只有在打击华文教育时,才用马来人来威胁华人。

单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李光耀对大学的干预,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对南大尤其如此,完全不尊重学术与教育。

几年后,李光耀便以“国家社会需求”为理由来关闭南大。他说出来的理由是“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于是,丹顿就按照他的意旨,写报告书,重复李光耀要他说的话,应景得出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的结论。南大就这样被李光耀关闭了。

4、设立专业课程须符合李光耀的政治需求

报告书第六项说:

因而有必要突破现时专供文理通才教育而过少提供专业训练之局限,亦有必要把现时颇不受限制的学科范围,使成为多元化。

南大初创办时,本打算设立五个学院:文、理、工、商、农。其中,文理两个学院是为华校中学培养师资而设,工、商、农三个学院则是为工业、商业、农业界的发展需求而设。鉴于设立工农两个学院需要较大的资金,暂缓设立,而先设立文、理、商三个学院。其中文理两个学院重在学术教育,商学院的会计系和银行系则重在专业训练。

在南大逐步发展之后,如获得政府资助,便可以设立工农两个学院。李光耀掌握国家机器,把国家的钱视为他自家的钱,不愿资助南大发展,一心只想置南大于死地。就是给南大少许的资助,也要以资助为筹码,换取对南大的控制权。

李光耀在按照《王赓武报告书》控制南大之后,仍然不肯资助南大发展,只愿意部分资助。《王赓武报告书》更完全限制南大的发展,不得开设新院系,不得超越星加坡大学。这样一来,专业院系便无从发展了。

南大要突破这个人为的局限,便只能从现有的学系开辟新的分支。因此,数学系衍生出了电脑科学系。当时,电脑科技对星加坡的发展十分重要,但是,南大设立电脑系却遭到李光耀的强烈反对。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一章):

吴德耀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在当时他并没有做多大的改变,因为他认为南大一切都很好,只要大家认真努力工作。由于他在当校长方面的经验丰富,而且具远见,凡事有自己的看法和作法,因此常常与李光耀总理意见不和。

譬如当时李光耀总理命令南大关闭电脑系,理由是当时南大电脑系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就读,担心电脑人才过剩。但吴德耀并不执行命令,后来新加坡政府也自己收回成命。南大新大合并他也自始至终全力反对,在报上公开撰文抨击,反对得比许多校友还要激烈。

今天回头看。吴校长虽留得住电脑系为新加坡保住现代资讯的基石命脉,却不能为新加坡保住一所华文大学。但他的远见可说是比大家早了卅年。

李光耀以“担心电脑人才过剩”为理由,要求关闭电脑系,正如王赓武以“本国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也非常有限”为理由,要求关闭化工系一样。实际的情况是:星马两地都十分需要化工与电脑的人才。关闭这两个系的真正原因是,这两个系星大都没有开设,南大也不能开设。

南大的领导人有远见,南大也有开设这两个系的人才,南大更是这个地区开设电脑课程的第一家大学。

然而,李光耀却下令吴德耀校长把电脑系关掉。这件事正好印证第二项指示的真正意图:南大的发展绝对不能超过星大的发展范围。

由此看来,南大《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的十九项指示中,除了第三项指示跟南大的未来发展相关之外,其余十八项都不涉及南大未来发展,只是对南大的未来教学行政提出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建议,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例如:文学院分为人文学院与社会科学院;商学院改称为商业管理学院;生物学系增设经济植物与动物学;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之研究;南大应重新恢复校外进修课程等。究其根本,李光耀并不希望南大发展,只希望南大维持《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限制,不是往前迈进,而是在原地踏步,直到最后关闭。

南大创办之初,在考虑校址时,注意到校园附近将发展工业,有助于设立工学院。报告书中也认识到这一点。第七项指示说:

南大由于它的独特本质以及毗邻工业区的有利位置,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良好潜能必须完全加以利用以作为发展其优越学术范畴,以便进一步增加南大作为学术中心的声誉。

第八项指示说:

委员会在制订所作建议原则时,大学与迅速长成中的工业区位置毗邻之优点受到特别注视,因为工业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给予在工艺、管理、劳工关系与社会服务各方面的学生,提供了实际经验

可是,《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中却不建议南大发展工学院。这显然是因为李光耀不同意。南大的发展不能超越星大,只有星大才能发展工学院。

李昭铭担任校长时,也身兼科技部长,深知南大的发展潜能,曾经拟定开设工学院和绘测学系计划。这违反了李光耀制定的南大潜规则,触怒龙颜,于是立即被撤职,退出内阁,沦为后座议员。这也正可以印证第二项指示中不明言的涵义。

一九六六年以后,李光耀已全面控制南洋大学,他也早已决定如何关闭南大,却假意组成委员会,拟定南大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书。名为十年计划书,却没有明言十年间将如何发展,而是慢慢消耗南大的精力,让南大的创办人与华文教育界眼睁睁的,无可奈何的,看着李光耀在慢慢扼杀南洋大学。这是李光耀精神胜利的满足感,反映出他心理变态的一面。

一九七三年七月廿八日,在南大第十四届毕业典礼上,黄祖耀公布南大十年发展计划建议书。

三个月后,李光耀启动关闭南大的最后程序。

(三)薛寿生罢职

南大的十年发展计划虽然在薛寿生的手上完成,但整份计划书并没有给他明确的指引,如何发展,反而成为南大发展的紧箍咒,束缚手脚的镣铐,举步维艰。

李光耀没有明言的意旨是:尽快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但薛寿生仍然遵照黄丽松的路线慢慢走,希望保持南大原有的特色,发展成一间又有特色又有水准的大学,而不是英文大学,只是强调英文很重要。这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薛寿生来南大只是暂时性的,是黄丽松建议请他来的,因为他和黄丽松的关系很好,所以他愿意帮黄丽松完成他还没实现的计划。

薛寿生把自己塑造成劳苦但不功高的校长,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他这样一位好校长,这也是他了不得的地方。甘愿做黄丽松的影子,帮他推行了很多计划。例如把电脑中心发展成电脑系。当时黄丽松建议开新的课程,所以有了大众传播系。黄丽松也觉得南大跟英国和美国的关系都不错,但是却跟欧洲国家的大学没什么联系,而薛寿生的法文、德文很好,所以他来南大后就与法国、德国建立很好的关系,他的贡献是很大的。当时他要我代表他去法、德两国进行交流。南大电脑系的主要支持者是法国政府和大学,当时南大要聘请外国的教授来电脑系,但是没钱请美国的教授,正巧法国的两间大学送教授来南大讲学,因此电脑系才能如愿创办起来,奠定了电脑系成立的根基。

薛寿生很了解南大的十年发展计划,只想守成,安安稳稳到任期届满,不敢有新的发展,以免犯规。尽管他处处小心,只是萧规曹随,完成黄丽松未完成的计划,他还是触怒龙颜,因为他不仅不加速步伐,以英文全面代替华文,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还跟法国、德国联系,而不是跟英国联系,这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

他在不能发展的情况下,只能有些微变化,而就是这样的轻微变化,亦不能为李光耀所容忍。这就注定他不能任满三年便被逼离职了。

薛寿生上任后,仍然遵循黄丽松的发展方针。他在第十五届毕业典礼上致辞时,就“发展为全国性大学”与语文的方针说(见《以全国性大学为目标》,收在李业霖《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

各位当还记得,母校初创办时,曾发表一项《创立南洋大学宣言》,指出母校对“南洋各族子弟,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与教育之最高意义”,换句话说,创办人早已把发展母校为全国性大学为目标,使之成为各民族各语文源流学生之深造中心。……

母校创办之宗旨为沟通中西文化,所以自开办以来,除了华文之外,逐年增加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历年都聘有各国学者来校任教。毕业同学前往外国深造与就业,都能胜任愉快,这是两种语文教学与研究成绩的具体表现。母校的目标是培养兼通中英文的毕业生,所以这种政策将随着时日的进展而加强。

南大初创办时就明确表明,接受任何源流的学生入学深造,南大也一开始就接受英文学校毕业生入学,但李光耀却一直恶意指责南大是单一语文的华文大学。

薛寿生的办学方针,注定他将被罢免。他从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就任,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离职,大约两年半,还差半年都不让他任满,可见李光耀的愤怒已经到了极限。

薛寿生原本只想安安稳稳任满三年,回去香港中文大学接任校长,所以尽量低调,何以令李光耀如此愤怒呢?他任内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发展南大的电脑系。

在十年发展计划报告书中明文规定:

南大的这个十年计划必须把新大所拟定的计划,加以考虑。

这摆明就是说,南大的发展计划不可以超越星大。星大没有的,南大也不可以有。可是南大发展电脑系就触犯了李光耀的潜规则。

报告书第五项中又明文规定:

委员会报告书对于南大之未来发展及成长之献议,并不是把现有学系都作相应之扩充,而是视南大较占优势或潜能所在而使各学系在不同比率下去发展,以及在国家社会需求的大前提下增设新学系或学科。

星大没有电脑系,而南大发展电脑系,这就不符合“国家社会需求”了。当时,还发展了大众传播系,更是罪上加罪。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三章):

电脑中心在薛寿生的时候发展成电脑系,那个时候许乐斯就从物理系的主任正式转任电脑系系主任。然后从物理系里面也调了几个人过去,一个是张浩棠,还有四个主要的教师。

当电脑中心变成电脑系时,当然很多学生要来读电脑系,但是电脑系不能收那么多学生,因为电脑设备有限,所以最多只能收三十个学生,就是先到先得。那个早晨,建国堂大门的铁门还没开,学生就挤得满满的,他们忘记是要排队的,结果许乐斯他们就多收了一些学生。所以电脑系成立了,理学院多了一个系,后来理学院跟新大争学生时,南大争到了很多好学生。在新大里,那些好学生多数都是去医学院的,或是牙科,甚至是法律;去理学院的学生不是新大的最好。那么南大的理学院跟他们争一下,我们争到好多好的学生,所以新大一直妒嫉南大的电脑系,但是我们不管。薛寿生校长来了之后,他就按部就班发展电脑系,也发展大众传播系,所以南大也有特出的地方。

电脑系在吴德耀做校长时,突然有个电话从总理公署打来要他关掉电脑系,原因是有人妒嫉。新大不办电脑系,但是它不甘愿看到南大的电脑系那么多学生,那么吸引学生。他们不懂用什么资料,就说根据调查,新加坡未来并不需要这样多的电脑人才,南大电脑系若培养太多的电脑人才,以后在新加坡没有适当的出路。但是从我们很多的顾问以及对世界的发展,明明看到电脑的发展是新加坡最需要的。吴德耀叫我去,那时候我做院长,他说总理要我们关闭电脑系,我说不可以。第一、新加坡的确需要这样的人才,电脑系毕业出去的学生立刻就有人要,而且学生已经收了,不能现在就要他们停课,最少也要等这一批学生毕业了之后。最后我们婉转一点,说我们会逐步将电脑系融入数学系。

薛寿生创办电脑系和大众传播系,显然触犯了李光耀的潜规则,没有皇上御批,触怒龙颜,非得罢免不可。

除了发展电脑系和大众传播系,薛寿生还继续黄丽松在任时,开始筹划的工学院计划。他派郑奋兴代表他到德国工程大学访问,探讨由该大学帮助发展工学院计划。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我到德国访问了几间大学,但薛寿生主要安排我去西柏林的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因为那间大学是提倡应用的,那里的教师很多都不是博士,比较年轻,我是读数学的,所以我是外行人。我是带太太一起去德国,是德国政府的贵宾,前后去了十多天。

去访问西柏林大学的时候,本来我以为只是坐在那里谈一谈,拿一些意见。相反地,他们安排整个早晨的节目,校长亲自带我去看大学的实验室和课程,当作南大要办的,将来要与他们合作的工学院。工学院各种各样最新的仪器都非常昂贵。说不定德国政府肯捐送一些,但大致上在谈论的过程,如果南大工学院开办成功的话,他们多数愿意派他们的教授来义务帮忙南大。

就南大的发展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在李光耀眼中是不可容忍的错误。薛寿生注定会被罢免。

薛寿生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被罢免,而教育部长李昭铭当天就接任南大校长。足见李光耀掌权,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几年后,为了当总统,他居然提倡儒家思想,真是对孔子的莫大侮辱。

四 改语

(一)李光耀的恶毒意图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晚上八时,李光耀应南大政治学会之邀,在南大文学院礼堂以英语演讲,讲题是《语言与政治》。整篇讲稿中,最重要的是这几句话:

南大必须是个马来亚大学,在眼前的将来用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假如果马来语是国语,南大是国家大学,那么,国语最终必须是南大的主要语言,在任何情况下,南大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华人大学或华文大学。……最终的宗旨,必须是一间马来亚人大学,容纳所有马来亚人,不论是华人还是非华人。

在这之前,李光耀刚刚发布《魏雅聆报告书》,定下南大与马大合并的目标,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并加以关闭。

当时,李光耀刚刚上台执政不久,星加坡完全自治。李光耀定马来语为国语。马来亚大学则是英文单一语文大学。他不便于要求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便以马来文来威胁南大学生。

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然后加以关闭,这是李光耀的恶毒意图。他说:“必须是一间马来亚人大学,容纳所有马来亚人,不论是华人还是非华人。”这意思十分清楚,南大必须接受“非华人”入学。

在南大创办之初,一再声明,南大是双语大学。南大招生,不分种族,任何种族的子弟都可以就读。

李光耀的意思并非如此。他所说的南大必须“容纳所有马来亚人”的意思是:因为不同种族的学生在南大就读,南大的教学语言不可以是华语,而必须是英语。这样一来,南大就非得改为英文大学不可了。南大不可以是“华人大学或华文大学”。

这以后,他千方百计对南大施压,并以承认学位和资助为谈判筹码,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

在《魏雅聆报告书》,定下南大与马大合并的目标之后,李光耀再处心积虑,炮制《王赓武报告书》,定下关闭南大的具体步骤。

李光耀通过《王赓武报告书》拟定关闭南洋大学的两个主要步骤:改变南大的学制和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

王赓武在报告书中明确建议南大改制,由原来的美国大学四年制,改为英国大学的三年制。至于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这一步,没有明言,而是通过婉转的建议,以达到改变南大教学语言的目的。

王赓武在报告书中建议,南大必须录取英文学校和马来文学校学生:

我们也建议,入学资格中关于语文部分应该仔细而明白的加以规定,以使全国所有源流教育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从华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英语,从英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华语,从马来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鼓励他们精通华语或英语,所以学生都应给予修习上述三种语文的机会。

这段话把英化南大的恶毒意图,隐藏在学习语文的正当要求之中。王赓武的恶毒意图,即来自李光耀的恶毒意图。

报读南大的华文学校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学了十二年英文。王赓武要求“从华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英语”,全然多此一举,毫无意义。

至于“从英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华语,从马来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鼓励他们精通华语或英语”,这看起来也很正当,并无疑义,但这完全是混人耳目。

他真正的恶毒意图隐藏在这句话中:“入学资格中关于语文部分应该仔细而明白的加以规定,以使全国所有源流教育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

从英文源流和马来文源流进来的学生,不懂华文,鼓励他们学习华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南大是双语大学,教授讲课时,可以自由选择用华文,或用英文,或双语并用,那些不懂华语的学生怎么办?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单用英文教学。这就达到了改变南大教学语言,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恶毒目的。王赓武的手法,非常狡猾奸诈。

王赓武虽然把他和李光耀的恶毒意图隐藏在字里行间,不那么明显,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王赓武报告书》中非常重要的建议。

在李光耀实施《王赓武报告书》之后,李光耀同意聘任王赓武的老朋友黄丽松为校长。黄丽松虽然有英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在马来亚大学任教,但他自幼受中文教育,珍惜南大独一无二的文化特点。他与王赓武不同,并没有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只是强调英文的重要性。他要把南大发展成既有特色又有国际地位的大学。他的主张跟南大的创办宗旨相符合。

南大一开始就是双语大学。黄丽松担任校长后,仍然如此。这让李光耀十分恼怒。黄丽松在各种政治干预之下,毅然辞职,到香港大学去。

黄丽松临走前,安排薛寿生担任校长。薛寿生的教育背景与黄丽松相似,对南大的基本看法也跟黄丽松大致相同,萧规曹随。他也并不热衷于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或许也都不愿意破坏南大的创办宗旨,不愿意破坏南大的传统。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从前的校友多数是属于华校的,所以是以华文来沟通,即使在改制后还是一样。虽然《王赓武报告书》就是要把教学媒介语改为英文,但是我还是喜欢用华语来教学。黄丽松来的时候,他知道南大最大的特长就是拥有华人文化,所以他在开会的时候大多数是使用华语,必要时才用英文来沟通。一直到了后期李昭铭在任之际,报告书都是以英文为主。他后来把行政交给吴德耀,吴德耀一向来主张双语,还未到台湾之前,他是在联合国负责双语教育的,所以他认为南大的特长是双语,而不是英文。他在写报告或主持会议的时候,双语兼施。直到陈祝强在任时,由于他的中文不好,一切都以英文为主。

在英语方面,南大生并没有多大的困难,反而是外来者往往会被南大的文化所同化。南大的校风与文化极强,它会影响别人而不大会被别人影响。很多人是单凭印象而误会了改制之后的南大与之前的南大,这当中的差别其实并不大。

尽管南大师生运用英语并无多大困难,但只要南大不改为英文大学,李光耀就不能满意。这是黄丽松和薛寿生先后离职的根本原因。

在薛寿生被罢免后,李光耀派遣他的手下酷吏李昭铭出任南大校长。李昭铭一上任就宣布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可是,他还是摸不透李光耀的潜意旨,妄图发展工学院,立刻被罢免。

不得已而委任吴德耀为代校长。吴德耀处处维护南大的利益,并且敢于公然抗命,也遭罢职。

最后,李光耀不让南大委任校长,直接派遣职业官僚酷吏陈祝强来主理校政,终于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结束南大的创办宗旨与教育使命。

(二)李昭銘的政治职责

李昭铭是李光耀的手下,担任教育部长。他出身华校,是中正中学的毕业生。马来亚大学毕业后,到英国深造,得到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

中正中学学生在五六十年代,大力捍卫华文教育。李昭铭的身上,没有中正的传统。他是李光耀的教育部长。

一九七四年七月廿七日,李昭铭当南大校长之前,以教育部长身份,在南大第十五届毕业典礼上说:

追根究底,南大的整个症结是:南大是否应该发展作为全国各民族、各源流的中学生谋求深造的高等学府,也就是说:南大是否是一间全国性的大学。

他口中说出来的显然是李光耀的话。实际意思就是传达李光耀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意图。

南大从不拒绝“各民族、各源流的中学生”进入南大深造。一九五六年,南大初开学时的一年级学生中,有17%来自英文学校。当时的马来亚大学根本就不愿意接受华文学校的毕业生。

南大的教学语言一开始就是双语,一直到一九八〇年被关闭的时候都是如此。进入南大的华文学校毕业生,从小学到中学,一共读了十二年英文,但是,李昭铭和李光耀一样,一口咬定南大学生不懂英文,一口咬定南大是单一语文的华文大学。究其目的,就是要废除南大的双语教育传统,改为英文单一语文大学,与星大合并,把南大关闭。

一九七四年十月卅一日,薛寿生在毕业同学会常年会员大会上致词说:南大为配合国家语文政策,今后将在教学与研究方面,更普遍应用英语。从1975-76学年起,南大将尽量增加非华文源流的学生。

增加招生非华文源流学生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李昭铭是李光耀的手下酷吏,当然只能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来逼害南大,不可能维护南大的利益。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1975年,在南大理事会一致同意下,我委派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出任南大校长。……他的任务是把南大办成一所英文大学。

他这个时候已控制一切,可以为所欲为,横行无忌,便终于说出,要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在这之前,他和王赓武都一再否认要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的意图。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李光耀的总理署发表文告,罢免薛寿生,并立即派教育部长李昭铭兼任南大校长,卢曜担任副校长。卢曜没有任何学术背景,还担任文学院院长,外行领导内行。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南大早期,不知道要遭受李光耀和他的连襟杨玉麟多少责难了。

南大的校长和副校长既都是李光耀的手下,维护南大创办宗旨的黄丽松和薛寿生都已相继离去,南大已经没有明天,只能等待末日的到来。

古鸿廷《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文中记录李昭铭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震荡(刊于南大站):

李就任校长后,任命副校长卢曜兼任文学院院长,积极推行改革。首先在招生方面,南大首次招收各民族的学生进入南大攻读,发展“南大为全国性大学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时对学制作“彻底的改革,即以具有更灵活与更广泛基础的课程结构,以取代向来属学系为中心的狭隘教学内容。”学生不再归属于南大创校以来的十一学系,学位的授予扩大为分属文、商、理三大学群的十七个学科。依照新的学制,南大的普通学士学位分为文学士、商学士及理学士三种,除各院另有特别规定条件外,修读普通学士学位的学生(商学士中之会计学科除外),须于第一学年在文科、商科、理科三大类中选读其中一类之三学科及另类中之一类中选读第四学科;在第二学年时,学生必须继续修读第一学年所选读四学科中之三科;在第三年时,则继续修读第二学年三学科中的两学科;至荣誉班时,每人专攻最后二学科中之一学科。这些学科的课程,除由南大原有的十一学系以及新设的电脑学系负责开设外,另增加大众传播、心理学与社会学、统计、环境科学及理化科学(Physical Science) 等七学科。

在与此同时,李昭铭亦推行教学媒介语的改变,除中国文学语言学系课程及历史系的中国历史课程外,一律改用英语教学。同时将1974学年度才采用的学科制改成学生属院不属系的学分制,李甚至将已印妥的《一九七五-七六学年度南洋大学概况》作废,重新印制另一版的南洋大学概况。新版的概况甚至将各学院的英文译名由 college 改为 faculty,各学系系主任的英文称呼由 Chairman 改为 Head。

李昭铭的急速改革措施,引起了南大师生的不安,李曾一再召集教学人员,以英语宣布其推行改革的决心,南大的教学人员“无法适应,难以用英语教学。他们虽然是华校出身,到美国大学考取博士学位,却因为多年来恢复以华语教学,以致英语变得生硬不流利。”许多华文源流的南大学生,更无法适应这种突然的改变。

李昭铭废除学系,改为学科的新学制,其实就是星加坡大学的学制。星加坡大学采用三年制,没有单独一年的荣誉学位课程,三年的学科安排为“三二一制”。

南大有单独一年的荣誉学位课程,所以四年的学科安排为“四三二一制”,跟星加坡大学的“三二一制”基本相同,只要把第一年去掉,便完全一样了。

南大初创办时,采用“必修选修制”。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一九七四年,薛寿生采用“主修副修制”。在这之前入学的学生,当然继续用原先的学制。

一九七五年,李昭铭一上任就不假思索,马上采用星加坡大学的“学科制”。一时之间,同一间大学,同时采用三种不同的学制,荒谬至极。

一九七五年七月廿六日,李昭铭在第十六届毕业典礼上致辞说:

我们不能在感情上过于留恋与南大传统有关连的事物。……那些阻挠发展的因素都有必要加以扬弃。

黄丽松最重视南大的便是南大所传承的传统文化。他认为这是南大独一无二的特色。李昭铭刚好相反,他把南大传承的传统文化视为“阻挠发展的因素”,必须“扬弃”。

李昭铭虽然出身华校,却是跟李光耀一样排华。他这样的人就是李光耀所需要的“以华治华”卒子。魏雅聆和王赓武也都属于这一类。

李昭铭虽然有个博士学位,却不能让他懂得做人,并不能让他懂得尊重南大和南大师生。他的胆大妄为,完全是奉李光耀之命行事。

至于改用英语教学,以及改变学院、系主任等英文译名,也都显然是为了合并铺路。南大的末日一天一天逼临。

(三)改变教学语言

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并不是李昭铭到来之后才开始的。在黄丽松和薛寿生掌校时,已在逐步改变。

黄丽松和薛寿生都是学者出身,明白大学改革不是革命。如何改革都必须循序渐进。

黄丽松并不要求教师写报告时,必须用英文,而是中英皆可。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四章):

实际上,黄丽松在的时候,他不计较写中文或英文,薛寿生也不计较,大多数我们都是写英文的。

在开会时,黄丽松也多用华语,只在必要时才说英语。

薛寿生担任校长时的情形与黄丽松时一样,并没有规定必须用英文。这样的自由作风,可以让南大师生双语并用。这是南大教学语言的特色。

黄丽松与薛寿生都没有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这就触犯了李光耀的潜规则。

薛寿生接任后,仍然如此,不但没有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而且还强调南大是双语大学,强调南大的特色是中华文化,还继续发展,犯了两条死罪。结果是黄丽松转到香港去,薛寿生被立即罢免。

李光耀于是派了酷吏李昭明来当校长,一上任就宣布,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可见李光耀已经忍无可忍,坐不住了。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李光耀派李昭铭以教育部长身份兼任南洋大学校长,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除了中文系之外,其它各院系均用英语为唯一的教学语言,把南大从从中英双语大学改为以英语为单一教学语文的大学,跟李光耀所标榜的“双语教育”,背道而驰,但这正是李光耀所要的制度。名义为提高南大学生的英文水平,实际是消灭南大。

《王赓武报告书》中有一句话说(报告书第二章第八节):

南大经过改组后,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授媒介语。

黄丽松和薛寿生都没有领会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只有一些科目是用华文教授的。是些什么科目呢?就是中文系的科目。除了中文系之外,其它各系都得用英文教学。

李昭铭一上任就按照《王赓武报告书》的建议,宣布只有中文系的科目可以用华文教学,其它科目一律只准用英文。

李昭铭乃是个官僚酷吏,奉李光耀之命行事,便大刀阔斧,胡作非为,有如一场革命。这不是办学之道,但政客心目中只有政治利益,没有教育。

李光耀早已习惯于横行霸道,根本不会把南大的利益放在心上。在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这件事上,他不能容忍循序渐进,所以派李昭铭胡作非为。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从前的校友多数是属于华校的,所以是以华文来沟通,即使在改制后还是一样。虽然《王赓武报告书》就是要把教学媒介语改为英文,但是我还是喜欢用华语来教学。黄丽松来的时候,他知道南大最大的特长就是拥有华人文化,所以他在开会的时候大多数是使用华语,必要时才用英文来沟通。一直到了后期李昭铭在任之际,报告书都是以英文为主。他后来把行政交给吴德耀,吴德耀一向来主张双语,还未到台湾之前,他是在联合国负责双语教育的,所以他认为南大的特长是双语,而不是英文。他在写报告或主持会议的时候,双语兼施。直到陈祝强在任时,由于他的中文不好,一切都以英文为主。

在英语方面,南大生并没有多大的困难,反而是外来者往往会被南大的文化所同化。南大的校风与文化极强,它会影响别人而不大会被别人影响。很多人是单凭印象而误会了改制之后的南大与之前的南大,这当中的差别其实并不大。

李光耀交给李昭铭的政治任务就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所以李昭铭一上任,开会和写报告便都用英文。

李昭铭被罢免后,吴德耀代校长,又恢复用双语,但无法改变李光耀的政治判决。

陈祝强来主持关闭南大的任务,便只能用英文了。到了这个时候,南大不只是改为英文大学,而且即将与星加坡大学合并,彻底关闭。

(四)李昭铭丢官

李昭铭跟吴德耀完全不同。

吴德耀自小所受的教育,永留心中,伴随一生。李昭铭大不相同。他一当李光耀的大官僚,从前所受的教育便完全抛弃。他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强势掌管南大,为所欲为,得意忘形。

这只要看他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廿六日,第十六届毕业典礼上致辞时所说的话便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南大的态度了:

我们不能在感情上过于留恋与南大传统有关连的事物。……那些阻挠发展的因素都有必要加以扬弃。

李昭铭讲这些话时,何其嚣张,是个十足的酷吏。他的博士学位并不能让他懂得尊重学术与教育。

南大史上,李昭铭是最短命的校长,却最有权势,因为肩负李光耀的使命,却又不明白他的意图。李光耀任命他是为了关闭南大,他却会错意,计划发展工学院,触怒龙颜,立即丢官。

为什么李昭铭要在南大设立工学院呢?大概是这几个原因:

他自以为得到李光耀的信任,完全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未得到李光耀的御旨便拟定南大工学院计划书,触怒龙颜,只做了一年傀儡便立即被罢免,驱逐出校。

导致李昭铭丢官的主要原因是,他计划发展工学院,还有电脑科学院,触犯了李光耀的潜规则。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李昭铭本身是工程师,他对工程相当兴趣。所以工学院实际上是李昭铭未进南大前就已经计划着的。工学院所需的经费,当然政府方面可以资助一些,不过据我所知,他还和德国的政府联络,询问德国政府是否也能支持南大发展工学院。法国政府好像是已经在原则上支持这件事情,据我个人所知,这是没有公开的机密。所以当薛寿生在任时,他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在南大的行政方面。他很少出国,那时他委派我到法国与德国去考察。我当时也有这个荣幸访问了几间大学,特别是巴黎大学。……

我到德国访问了几间大学,但薛寿生主要安排我去西柏林的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因为那间大学是提倡应用的,那里的教师很多都不是博士,比较年轻,我是读数学的,所以我是外行人。我是带太太一起去德国,是德国政府的贵宾,前后去了十多天。

去访问西柏林大学的时候,本来我以为只是坐在那里谈一谈,拿一些意见。相反地,他们安排整个早晨的节目,校长亲自带我去看大学的实验室和课程,当作南大要办的,将来要与他们合作的工学院。工学院各种各样最新的仪器都非常昂贵。说不定德国政府肯捐送一些,但大致上在谈论的过程,如果南大工学院开办成功的话,他们多数愿意派他们的教授来义务帮忙南大。所以这事情实际上是李昭铭还在南大外面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了。

还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看出南大非常积极地在计划开办工学院,李昭铭来了之后对此也非常积极。就在李昭铭要离开时,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那时候他相当伤心,他说他不得已要离开了,要办工学院好像没办法实行。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汨满襟”的感慨。然后,他拿一张草图给我看他计划中的工学院,就是在行政楼到大礼堂斜坡的一块地,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湖,就是要盖在那里。但可惜他要走了。实际上他曾告诉我们,除了要开工学院,还想办绘测系,他把绘测系放在之后考虑。

所以,李昭铭在的时候,发生了与工学院有关的事情,我们数学系安排请了来自日本 Kobe University 的工程数学系主任来访问南大三个月。然后 Kobe University 的工程数学系主任安排我去日本做日本科学协会的客座教授,并安排我参观 Kobe University 的工程学院,与工程学院院长和工程各系主任谈如何合作。说起来非常滑稽,因为我对数学是很熟,但工程我并不内行,但他们把这事情当成非常重要的事情,并在工程学院的会议厅里进行了一个谈论会,里头坐了二十多个教授和主任,还放了两国的国旗,一面是新加坡国旗,一面是日本国旗,主要是谈工程上的合作和原则,并给我和我太太贵宾式的招待。

就是因为南大要发展工学院,李昭铭在幕后策划,由校长薛寿生主持,再加上注册主任的安排,所以我等于成为了一个使者。不过,后来除了联络工程学院的一些人,还访问了数学系,后来我们与 Kobe University 数学系也发展良好的关系。……

还有这样一段历史:电脑系在数学系里面,数学系就在建国堂的前面,李昭铭来后有个建议:建国堂与理学院之间,生物系后面上去有很大的空地,他说要发展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仿效许多美国大学将数学和电脑结合在一起,形成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李昭铭建议我找李氏基金商讨捐赠一间新的建筑物,叫做李光前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不只是给数学而已,数学系和电脑系相配合,可以做研究,也可以开其他新的科系。

于是我就去找了李氏基金的代表黄光明谈,原则上李氏基金支持,所以李昭铭就直接和李氏基金再谈。最后协定好像是李氏基金出一半,政府出一半,来盖这一间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盖成后数学系和电脑系搬过去,将经济系搬过来建国堂。

后来,李昭铭走了,钱还在,建筑物的蓝图也画好了,但是被封杀,因为有可能合并。所以大家都不动。甚至有一次,吴德耀做校长的时候,李总理公署来一个电话,还写一封信叫南大关掉电脑系。过了一年多,陈祝强来的时候,突然又叫我去,上次吩咐要关掉电脑系,现在又要发展电脑系,结果我还要去组织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包括许乐斯、张浩棠和 Robert Yao,我当主席,目的是把电脑系课程扩大,收更多学生。听说后来的改变,是受李光耀的公子李显龙的影响,那时候他们期望80年代以后,新加坡走向高科技,需要电脑人才。虽然要扩大电脑系,但那个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大楼并没有盖。到了1979年,陈祝强得到一个消息说不合并了,所以就决定盖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大楼了,但盖到一半又决定要合并,盖了一半后拆掉。

李昭铭的发展计划并非不好。在他自己的工作,以及在南大的发展都是很好的计划,只是他完全看不到李光耀的潜规则,没说出的意旨,因而惹祸。

这一点,他就比不上卢曜和陈祝强这一类职业官僚。他们很清楚李光耀的逆鳞所在,绝不可触摸,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一九七五年是李光耀部署最后关闭南大很重要的一年。南大和星大都在这一年更换校长,都是为了关闭南大。

星大的校长本是杜进才。他是行动党的元老,又是党主席,当校长应该稳如泰山,但是他不同意星大与南大合并,不同意关闭南大,惹怒李光耀,便把他罢免了,让他当无关紧要的卫生部长。李光耀委任他手下的酷吏关世强来当星大校长,让他部署关闭南大的细节。

李光耀派李昭铭掌管南大,交给他的任务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目的也是让他和关世强联手,刺杀南大,但李光耀没有说出下一步就是合并。李光耀让关世强来当总管。李昭铭完全会错意,以为让他来发展南大,工学院的计划书拟好了,交到李光耀的手上,便立即被罢免,不仅罢免校长职,也罢免教育部长和科技部长职,沦为后座议员。李昭铭在李光耀的阴影下,连影子和声音都消失了。

这时,离开合并已为时不远了。

五 维护南大的尊严

(一)智者的远见

李昭铭被罢黜后,由吴德耀先生担任代校长。

吴德耀校长出生于槟城,钟灵中学毕业,留学美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深知母语与民族文化的重要。他在联合国任职时,曾参与撰写《人权宣言》,又曾以专家身份调查马来亚华文教育,撰写《方吴报告书》,支持华文教育。到南大之前,曾担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

吴德耀校长于一九七六年上任后写的《南大展望将来》一文(刊于1976年8月30日《南洋商报》),说出他对南大传统的重视,以及他将带领南大发展的方向。文中强调“南大精神”:

在生活中,如果我们不经常因顾过去,则将无注明确前进的方向,尤其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特质,更值得我们去总结。南大所具有的特质是:别人不要做的,我们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能:别人无法容忍,我们可以容忍。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精神不但必须予以保存并发扬,而且更进一步,使我们所作所为皆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南大全体同仁——教、职、员、工、学生及校友们都必须尽本身的一份力量来发扬这种传统精神,并建立止于至善的理想作为我们的新准绳。

他明确用“南大精神”来概括南大的特质。这是“南大精神”最早的出处。他非常了解,也非常珍惜南大的这种精神。

吴德耀校长就像黄丽松校长一样,非常珍惜南大的传统与特质。这注定他在南大的日子也将不好过。

吴德耀校长是当时南大最需要,也最适合的校长。他在文中明确说出三年任内,南大的发展方向:

其一,行政措施应集中的目标

在未来的三年内,南大的行政措施和方向应集中于这两个目标上。

一个是巩固及发展南大之特长。南大的教育目标须互相配合,在学术争鸣下有积极的贡献。

一个是建议设四百万元发展基金。南大的师资及设备须有计划充实,学术目标重质而不重量,学术人员素质必须改进及增长。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设立一笔为数四百万元之发展基金,为培育人才之用。

其二,两种语文教学必须加强

英文和华文这两种语文的教学必须加强。可以开设一门阅读与写作华文课,作为一年级学生之必修科。非华校源流的学生则强调会话能力。让南大生毕业时,能掌握两种语文,有的甚至可以精通两种语文。南大具有独特之条件,可以实施两种甚至三种语文的教学,即英文、华文及马来文。

其三,改善行政效率三个步骤

为了改善行政效率,下列三个步骤己同时进行。

其四,用手劳动改进生活环境

多关心学生们的福利,鼓励集体参与劳动来改进南大生活环境,餐厅设备及卫生。鼓励南大所有成员,学术人员,非学术人员,彼等之家眷,以及全体学生志愿报名参与清洁运动,使南大之生活环境焕然一新。

这是吴德耀校长任内领导南大的发展方针。上述第四项,“用手劳动改进生活环境”,在四个月后,发起美化校园运动(见下节)。

吴德耀校长在任期间,极力维护南大的尊严,以致违抗李光耀的命令,显出智者的远见。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吴德耀年纪较长,而且在台湾担任了十多年的大学校长,经验丰富,因此不受外来压力的影响。每当总理公署有信或是有来电时,他都会告诉我们。因为他觉得大学的行政只有内部的人才清楚,外来人的命令是可以不受理的。如果凡事都受干预,大家怎去办理事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这个道理。吴德耀在任的那几年,南大处于非常安稳的状态。而且他在行政方面是一位很高明的人。他持有儒家思想也有道家的思想,采用儒家思想的话,他就主张仁。他并不主张条例,只要人对,事情就是对的,整个中心思想是不使用刑法,他当时也没有颁布任何新的条例。

他也使用道家“无为”的思想,凡事顺其自然,凡事以和为贵。可惜的是,新加坡的环境,在南大使用道家思想是不可能的,很多人也误会了他,说他老了,没有魄力了,没有积极推行政府的计划。实际上如果按他的方向发展,南大将会有更大的成就。他非常热爱南大,当合并计划进行时,他公开极力反对,他认为合并只会抹杀了其中一间大学的本质。

他的思想、主张、行事方式,在在都显示出他的智慧,智者的风采,但是这样的智者无论多出色,都不是李光耀所要的。李光耀所要的是听话的卒子。这就注定吴德耀校长不可能被重用。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郑奋兴又在第四章中回忆说:

吴德耀校长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我对他的佩服,对他的尊重,可以说毫无保留,因为他的眼光很好。南大和新大合并的时候,是他激烈反对。他不是南大校友,他只是在南大几年罢了,而且他做代校长,人家把他拉下来,但是他对南大的爱护跟觉得南大关闭的损失却是很真诚的,如果当时南大没有跟新大合成一个大学,现在新加坡的经济要跟中国打交道就容易得多了。

吴德耀校长的眼光远胜过李光耀。然而,星加坡的政治不是由智者主持,而是由无道者主宰。

吴德耀校长对南大的爱护,乃是出于对母语教育的真情。他不是南大校友,但他对南大的爱护,胜过许多南大校友。

最能见出吴德耀校长智慧的一件事是,他保护电脑系。

南大是这个地区最早开设电脑课程的大学。当这个地区的其它大学都还不知道什么是电脑的时候,南大已在开设课程,默默培养电脑人才。星马第一代的电脑人才,全都出自南洋大学。

这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例子。南大创校与治校的先贤,都具有远大的眼光,富于智慧,但恰恰是这样的特质,招致敌对势力的打击,最后把南大关闭。

郑奋兴在第三章中回忆吴德耀校长保护电脑系的事:

电脑系在吴德耀做校长时,突然有个电话从总理公署打来要他关掉电脑系,原因是有人妒嫉。新大不办电脑系,但是它不甘愿看到南大的电脑系那么多学生,那么吸引学生。他们不懂用什么资料,就说根据调查,新加坡未来并不需要这样多的电脑人才,南大电脑系若培养太多的电脑人才,以后在新加坡没有适当的出路。但是从我们很多的顾问以及对世界的发展,明明看到电脑的发展是新加坡最需要的。吴德耀叫我去,那时候我做院长,他说总理要我们关闭电脑系,我说不可以。第一、新加坡的确需要这样的人才,电脑系毕业出去的学生立刻就有人要,而且学生已经收了,不能现在就要他们停课,最少也要等这一批学生毕业了之后。最后我们婉转一点,说我们会逐步将电脑系融入数学系。

全靠吴德耀校长的智慧,电脑系才得以保存下来。这是这样的智慧,造就了南洋大学,造就了这个地区的华文教育,保留中华文化,并促进这个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

然而南洋大学毕竟是一家民办的大学,平民百姓手无寸铁,而敌对势力手中有枪炮,有军警,随时都可以血洗云南园,恣意蹂躏。面对强权而没有公理,南洋大学最终逃不过被关闭的命运。

(二)美化云南园与写校歌:面对末日的悲情

回顾南大历史,有两位校长对南大极富于深情。他们对南大的爱护,都出于爱护民族教育的心。这两位校长就是庄竹林先生与吴德耀先生。

两位校长掌校时,都参与美化云南园运动。这两次运动在南洋大学历史上有非常不同的意义。

两位校长参加的美化云南园运动,都是由同学发起的。南大同学对母校的爱,既深且重,延绵不绝。这是南大的传统。

庄竹林校长时,南大正在向前走,努力发展,欣欣向荣。吴德耀校长时,南大正在走向末日,静静等待被关闭的最后一天。

庄竹林校长因为被逼害而辞职,吴德耀校长则因为被逼害而遭罢职。两位校长的命运正反映南大的命运。

吴德耀校长对南洋大学的爱护表现在两件事上:

一九七七年,南大被改为英文大学后两年,学生会发起一次美化校园运动。参加的不止是同学,还有教职员。情形就跟一九六一年的美化校园运动一样。

当时,南大即将被关闭。南大同学在母校即将被关闭时,仍然热心美化校园,凛然面对末日的到来。这是当时《南洋商报》的报道(1977年1月10日第4版):

南大五百余名教职员生,今天早上在代校长吴德耀教授的率领下,在校园内展开了本年度的美化与清洁校园运动。

美化与清洁运动于早上九点半在学生楼前草场,由吴教授主持开幕,之后,吴教授也亲自植树一棵留念。

这项运动是由学生会属下福利股策划推动。为配合运动的展开,该会也同时举办了最清洁餐厅比赛。是晚,也举行了电影招待,片名为《少林寺十八铜人》,以慰劳全体工作人员。

当时,李光耀已完全控制南大,并已改为英文大学,新成立的学生会全面受监控,不复当年学生会的气势,但是,南大学生的正义感与使命感依然如故。

一九七七年的学生会带动美化校园运动,继承当年同学关爱母校的精神。这是李光耀所无法理解的南大文化与南大传统。

这个时候,离开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联合校园”只剩下一年半时间。南大已别无可为,美化校园是美丽而伤悲的活动。

自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后,美化校园的工作,持续不断,主要由同学亲力亲为。

第一次全校规模的美化校园运动则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廿六、廿七日两天,挖掘和美化南大湖,但这两天并未完成挖掘和美化南大湖的工作。大家劳动了整整两个星期,才把南大湖挖掘完成。

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星期日),这是南大校史上的第二次美化校园运动。

两次美化校园运动都由学生会领导,校长都参加。吴德耀和庄竹林两位校长是南大历史上,最关心学生,最关心南大,最关心民族教育的校长。

吴德耀校长为南大写校歌,则是在南大即将被关闭的时候。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五章):

那是一九七九年的某日,南大前代校长吴德耀教授与我参加了最后一个南大,新大合并会议,回途车上我们心情沉重,两人都默然无语。忽然吴教授说:“好不好我们来为南大写首校歌,好让南大的名字继续存在世间?”我兴奋地说:“很好!您填词,我作曲。”

几天之后我们合作的南大校歌已经完成,由吴师母弹钢琴,吴教授与我齐唱。我们心中既悲伤,因为南大即将离世而去,但也欣慰,因为南大在她短暂年月中已造就了一万多位人材,而且也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轰轰烈烈的史诗。

校歌写出来了,但歌词和曲调后来都遗失了。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事。

在南大即将被关闭的时候唱出南大的校歌,必如抗日战争时期唱救亡歌一样深沉悲壮。这也正是南大历史的悲情。郑奋兴又在南大故事第五章中回忆这件事:

有一次开会,是最后一次对两所大学合并会议,当时吴德耀也有出席。会后,我和他同车回大学路上,他就对我说在南大还未关闭之前,我们来为南大写首校歌,让人们每当唱起这首歌就会想起南大。当然,我对音乐有一定的认识,我会作词和作曲,那时我就答应了他。他负责写词,我负责写曲。回去之后他就写了南大校歌的词。它有点像钟灵校歌,歌名是“吾爱南大”。他太太会弹钢琴,我写了曲子后就给他的太太看,他的太太说词曲搭配得不错,所以我们就在吴德耀的家唱校歌,当时心情很激动。后来突然又说不要合并了,因为这样我才到英国去,回来后又说要合并。合并的时候又是匆匆忙忙的,结果我的底稿不见了,吴德耀也一样,所以南大校歌也没有了。

校歌遗失,令人遗憾,就像吴德耀校长被罢免一样令人遗憾。在无道之世,此类事情,层出不穷。这也就是南洋大学被关闭的根本原因。

这个时候,离开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南大正式被关闭,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吴德耀校长参与美化校园运动,为南大写校歌,正显示出他对南大的深爱,面对末日到来的悲情。

(三)反对合并

李光耀把南大强行与星大合并,是残暴的罪行,纯粹是为了他个人的政治利益。他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把个人的政治利益放在社会整体利益之上。

吴德耀校长从头到尾都反对合并。郑奋兴在南大故事第二章中回忆说:

在一切都很好了之后,李光耀就犹豫了,他为了慎重起见,就叫两间大学非行政教学人员进行调查发展,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很坦白的询问他们对于合并的意见。据我了解,新大认为不要与南大合并,南大也认为不要和新大合并。他起初以为新大一定反对与南大合并,南大巴不得要和新大合并,后来才发现南大的也不希望与新大合并。因为南大认为他们不需要与新大合并,他们的薪水与新大的差不多,他们也不羡慕新大,很多南大的教授都觉得很自豪。所以南大的高级教学人员也不支持合并,新大当然也不赞成合并。然后李光耀又叫南大的三位院长及一位研究院院长个别写了一份是否需要合并的报告书。当时我们都一致反对合并,我个人认为这样会失去南大原有的历史、文化与校风。极力反对的吴德耀认为,南大校友所占的优势是拥有双语文化背景的条件。新大的校友适合去应付西方的国际公司,而南大的校友可以去应付东方的新生国家,如日本、中国、韩国等。他认为长远来说,合并是对新加坡不利的。

这里说“李光耀就犹豫了”,并非实际情况。他调查两间大学教授的意见的原因是,他的党内无人支持他关闭南大,最反对的是杜进才。于是,他找来四个南大毕业的议员来支持他关闭南大。这就有了依据,可以大声宣布关闭南大了。他比狐狸还狡猾。

可是,这四个小喽啰的支持没有多大力量,而且汉奸走狗的行径将引起反效果。他必须另外找支持,因而向两间大学教学人员调查。可是调查结果,两间大学的人都反对,他还是没有关闭南大的合理依据,无法制造舆论。

吴德耀校长是个智者。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得非常清楚,对南大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也十分清楚。关闭南大对星加坡有害无益,让南大继续发展,对星加坡有益无害。然而关闭南大是李光耀从政之后便立定的主意,不可能改变。他真正需要的是关闭南大的借口。就是没有借口,他也会制造一个借口来把南大关闭。

关闭南大是残暴的罪行。吴德耀校长始终反对。郑奋兴在南大故事第四章回忆说:

不过吴德耀不同,他一直反对,到最后他还是反对。后来我跟他喝茶,王叔岷也在,他提过两件事情。他说十年后校友跟理事都会后悔,知道合并是不合算的;二十年后新加坡政府也会后悔合并。现在想起来,那个预言好像实现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吴德耀校长当时已被罢免,但仍然担任研究院院长。他写信给秘书长陈祝强,阐述反对关闭南大的理由(见《一间还是两间大学》,收在李业霖《南洋大学走过的道路》)。

他强调南大的独特性质,以及让南大可以继续发展的理由:

只有在南大得以发展其本身的特性,在学术计划上同新大竞争与相辅相成的情况下,南大才有必要存在,第二间大学或南大,可以应付新加坡其他方面和阶层的需求。

此外,未雨绸缪,为应付今后几十年的急速变化,以两种类型的毕业生去应变是比一种来得更好的。十年、十五年后,如果只有一间偏向西方的大学,新加坡可能就需要另一间偏向东方的大学,以保持文化上的平衡。其次,它也将使了解西方的受英文教育者能有效地应付东方的事情。……

只要有五年到十年的时间,一间重整及复兴的南大,势必能在学术水平上同新大平分秋色,在一些方面如数学、中国文学及语文教学等,甚或能超越新大。

其次,新加坡也需要有一个好的、正统的中文系来训练及源源供应教华文第二语文的教师。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学系以造就一些学者,以保持对经典著作的认识,这也是大部分新加坡人文化传统的根本所在。南大可以提供让这么一个学系成长起来的环境。到时,尤其是如果南大能开办新大所无的课程,学生和家长的选择将会不同。

这些理由,每一条都有说服力,但李光耀不可能接受。关闭南大是他从政之后最恶毒的愿望。

李光耀一生所做的事,都只考虑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从不把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及老百姓的权利放在心上。

为了满足李光耀压制华文教育的精神胜利,南大消失了。

(四)吴德耀罢职

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上,有三位非常出色的校长,即:庄竹林、黄丽松、吴德耀三位。他们都眼光远大,办事能干。在正常的社会中,他们可以把任何一家大学带到最佳境界。

庄竹林校长计划,在双语教育的基础上,把南大发展成区域研究与语言教育中心,并把南大发展成国际大学。

黄丽松校长非常重视南大的特色,双语教育,以及中华文化与东方精神文明。他希望把南大发展成一家既有特色又有国际地位的大学。

吴德耀校长重视南大的双语教育。他希望南大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满足一个变迁中的社会之需求,一个是在学术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

南大一开始便是双语教育大学,三位校长都重视这个特色,他们都不主张把南大发展成单一语文的英文大学,正因此,他们都注定将遭受李光耀的逼害。

庄竹林校长不愿意与李光耀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他毅然辞职,以留清白。

黄丽松校长英文领导南大向多方面发展,为李光耀所不容,在李光耀干预的阴影下离职。

吴德耀校长维护南大的利益,维护南大的尊严,抗拒李光耀迫害南大的命令,不为李光耀所容,终遭罢职。执行李光耀意旨的竟然是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此等行径,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

在参加美化云南园活动后半年,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吴德耀校长被黄祖耀罢免。

吴德耀校长在被罢免之前,还遭到有计划的陷害。郑奋兴在南大故事第五章中回忆说:

到了合并的时候,当局要请吴德耀做政治系系主任,但被他拒绝了。……他是个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人,就是说人在世间有一个责任在身,他强调做事必须尽责。

此外,他也强调不受外在事物的影响,且明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道理。另一方面,他又是位基督徒,因此生死对他来说是没有必要畏惧,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旅程而已。他不强调自身的利益与名誉,也不在乎人家是否感激他的贡献,同时他也有道家的无为思想。

儒家思想是他做事的主要基础,当初他被注册处主任梁国新把他的常年报告改掉,然后理事会说他老糊涂了,当时他很生气,但是也只是气几天就消了。梁国新这样做我相信并不是他的本意,相信是有人给他压力,也许是因为理事会接受了李光耀的命令,他不得不接受上头的指示而做出这种行为。那时我和高立人都知道,吴德耀没有老糊涂,他说话思维清楚得很。我曾经试着替他澄清,但没什么效用。当初大家都以为他会接李昭铭的位子成为校长,但是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突然。

这番话描述的不仅是一个智者,更是圣贤。然而这样的圣贤不可能为李光耀所容。

李光耀一生都在用种种计谋来陷害他想铲除的人。他不仅用这样的手段来逼害反对他的人,也用来逼害像吴德耀校长这样的圣贤。恶霸之所以能横行霸道,残害忠良,就是因为有许多爪牙。

在南大的校史上,名义的第一任校长是林语堂,他其实并没有履行校长的职责便离开了。他顶多只能算是个影子校长。真正的第一任校长是庄竹林先生。他目睹南大的诞生,心中时时刻刻都有南大。最后是被李光耀逼走的。

南大的最后一任校长是代校长吴德耀。他是在英国人想消灭华文教育的时候,撰写《方吴报告书》,维护华文教育的人。他跟庄竹林校长一样,心中时时刻刻都有南大。最后也是被李光耀逼走的。

吴德耀校长被罢免的主要原因是,他违抗李光耀的命令,保护电脑系。郑奋兴在南大故事第一章中回忆说:

吴德耀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在当时他并没有做多大的改变,因为他认为南大一切都很好,只要大家认真努力工作。由于他在当校长方面的经验丰富,而且具远见,凡事有自己的看法和作法,因此常常与李光耀总理意见不和。

譬如当时李光耀总理命令南大关闭电脑系,理由是当时南大电脑系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就读,担心电脑人才过剩。但吴德耀并不执行命令,后来新加坡政府也自己收回成命。南大新大合并他也自始至终全力反对,在报上公开撰文抨击,反对得比许多校友还要激烈。

今天回头看。吴校长虽留得住电脑系为新加坡保住现代资讯的基石命脉,却不能为新加坡保住一所华文大学。但他的远见可说是比大家早了卅年。

在李光耀的统治下,任何人反对他都必须被铲除,没有例外。在南大与星大合并这件事上,吴德耀校长也始终反对。这是李光耀所不能容忍的。尽管吴德耀校长有远见,但李光耀并不欣赏有远见的人。他认为他自己是永远正确的。

在合并之前,南大校长吴德耀与星大校长杜进才都极力反对。这就注定两人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李光耀罢免杜进才,安排他手下的酷吏关世强取代杜进才当星大校长。一个不学无术的酷吏居然当大学校长,这样的事都做得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呢?

关世强就是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时的委员会秘书,由他穿针引线,把李光耀的意旨写进报告书中,逼害南大。李光耀委任他担任星大校长,就是为了执行合并计划。

吴德耀校长被罢免后,南大不再委任校长,李光耀派另一位酷吏陈祝强来担任南大秘书长,指挥合并的事。

南大终于关闭了。吴德耀校长转到国立大学去,退休的时候,没有居住的地方。郑奋兴在南大故事第五章中回忆说:

总的来说,以吴德耀的办事能力和对南大的看法,如果南大可以给他多几年的时间,也许南大也不会走到合并这条路,可能今天的国立大学也不会出现,可能南大今天已经是世界上特殊的以两种文化呈现的大学。当他离开国立大学,退休了之后,吴庆瑞设立了一个东亚哲学研究所,并请他来当所长。

离开南大之后,他没地方住了,因为他一路来都是住在大学所提供的房子。他有去申请政府组屋,但是必须等到来年才能搬进去住。刘抗的儿子当时是房屋发展局的主要负责人,他看了吴德耀的情况后,就帮他想了个法子,解决了吴德耀的问题。后来吴德耀就搬进去政府组屋住了,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多么委屈,我和我太太常去探望他,看他有什么生活需要。很多人都很帮助他的,其中一个就是吴庆瑞。

吴德耀校长一生安贫乐道,献身教育。他主持南大的时候,情况很好。照此发展下去,南大必有灿烂的明天,但是他和南大都始终不为李光耀所容。他为南大而受罪。

雷澥《南大春秋》第四章引李孝定教授《逝者如斯》(台北东大出版社,1996年版,136页。)记录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黄祖耀在南大毕业典礼上罢免吴德耀校长的情形说:

在同年8月13日毕业典礼上,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在会上致词,他赞许南大各方面的进步,却突然话峰一转,当面指责说:“唯一不能配合的是行政部门;因此,从下星期一开始,南洋大学不要校长了,我们另行组织校务委员会,处理校务。”一时间全场错愕,在旁的吴校长更是垂首危坐,面带难色。政治之予夺无情,连当时在场的外籍教授也深为吴校长的遭遇而愤愤不平。

黄祖耀如此羞辱南洋大学的校长,态度粗暴而没有教养。

任何人羞辱南洋大学的校长,就是羞辱南洋大学,就是羞辱陈六使先生,就是羞辱福建会馆,就是羞辱所有支持创办南大的华人社团,就是羞辱建设南洋大学的千千万万南洋华人。黄祖耀根本不配担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

黄祖耀之所以担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并不是因为他有德有能,而是因为他是福建会馆的主席。当年,陈六使先生就是在福建会馆发起创办南洋大学,侨界群起响应,万众一心,才把南洋大学建立起来。福建会馆很自然成为侨团界的中心,福建会馆主席也就自然成为南洋大学理事会的主席。

黄祖耀既然身为南洋大学的主席,理应礼贤下士,尊重吴德耀校长,尊重南洋大学,尊重陈六使先生,尊重福建会馆,尊重所有参与建设南洋大学的全体侨团与南洋华人。为什么他敢如此嚣张无礼呢?因为他是个财大气粗的商人,更因为他的背后有李光耀,狐假虎威,仗势欺人。他和李光耀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协议,至今未见透露。

吴德耀校长被撤职后,南大暂时没有校长,理事会成立特任委员会负责管理校政,并宣布将与新大进行更密切合作,双方联合共同上课、共同考试,以期将南大发展成为“新加坡大学的平等伙伴”。

南大自创办以来,先后遭遇两种灾难性的破坏。一种是派军警血洗云南园;一种是彻底破坏南大的学制与行政。

李光耀的合并措施,使南大遭受毁灭性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完全不是为了教育,纯粹是为了李光耀个人的政治需要。南洋大学就这样被李光耀刺杀身亡。

吴德耀校长被罢免后,仍然担任研究院院长。他并没有立即离去,而是继续陪伴南大,走完最后一段路,结束二十五年的教育使命。

从一九七十年代到今天,星加坡只有一位教育家,就是吴德耀校长。今天的星加坡大学中,没有教育家,只有官僚政客。这些官僚政客完全没有教育的理想,也不知道什么是教育。他们只是执行李光耀的政治要求:为跨国公司培养螺丝钉。大学最热衷的事是排名比赛。追求排名便是教育的全部。从小学到大学都如此。李光耀消灭了华文教育,也破坏了星加坡的教育,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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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 2018年5月12日《新加坡文献馆》)



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8年5月12日首版 Created on May 12, 2018
2018年7月15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July 15,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