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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校史 第十三章
王赓武报告书

余山农


《第十二章》 〈 〈 〈

一 序说

李光耀为了关闭南洋大学,先后炮制了四份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丹顿报告书》。这在世界教育史上空前绝后。

这四份报告书,各有不同的任务。李光耀是这四份报告书的总设计师,而负责撰写报告书的四个人,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丹顿,则是李光耀的傀儡。他们全都为李光耀的政治目的服务。

(一)关闭南大计划书

《王赓武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是三个分阶段工程计划书,是同一条生产线上的三个产品,互相连接,绝非各自独立经营。撰写报告书的人都非常清楚,他们都必须遵照李光耀的意旨,为了同一个目标,即关闭南洋大学。

这三份报告书分别在三个阶段,一波接着一波,向最后目标攻击。

《白里斯葛报告书》全面否定南洋大学的存在价值。

《魏雅聆报告书》全盘接受《白里斯葛报告书》的恶毒意图,并以此为基础,定下具体的改造方针。

《王赓武报告书》则在《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的基础上,定下关闭南洋大学的具体步骤。

这三份报告书不可能各自独立撰写,因为李光耀是总设计师,一切都需听他吩咐。写些什么,当然得听他的,不必写的,也就当然不需要写。

三份报告书之中,王赓武报告书的破坏力最大。

南大好比是一座房子。《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的破坏大致相同,虽然各个部分都遭受或大或小的破坏,但这座房子还在。《王赓武报告书》的破坏在于连根拔起,就是把整间房子拆掉重建。建筑师不是王赓武,是李光耀。王赓武只是把李光耀心中的图样勾画出来,让李光耀按图施工。

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三人在被拆穿其意图之后,都心知肚明,默不作声,只想让时间冲淡,静静混过去。

白里斯葛和魏雅聆比较幸运,没人当面质询,也就真的静静混过去了,唯有王赓武最不幸,想噤若寒蝉、守口如瓶都有困难,因为他当了香港大学校长,必须接受学生质询,不能不为自己辩解,可是他有口难言,不能背叛李光耀,直说真相,因而无论怎么说都不对劲,苍白无力,乃至于语无伦次,状甚可悲,令人感叹。

王赓武写报告书时,行年三十四岁。这在大学教育界乃是乳臭未干的稚龄。他对大学教育一知半解,夜郎自大,对南洋大学的课程妄加评议。南大的课程都是比他更有学识和经验的教授拟定的,并经过一再修订,以求切于实际。

李光耀出于恶毒的政治意图,指派一个乳臭未干的王赓武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王赓武既无自知之明,又为权力与名利所诱惑,因而帮助李光耀逼害南洋大学,泥足深陷,至死不知反省,把自己变成历史的悲剧人物。

王赓武报告书便是为了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意图而写的。报告书的诸多建议之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改变南大的学制,一个是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这是李光耀逐步蚕食并关闭南大的计划。

(二)关闭南大的三个步骤

李光耀在关闭南大这项工程中,选用两个得力卒子:一个是教育部长王邦文,一个是帮助写报告书的王赓武。王邦文负责传话,把李光耀的意旨告诉王赓武,王赓武则按照李光耀的意旨写计划书,三方密切合作,缺一不可。王邦文是王赓武的老同学,李光耀是王赓武的老朋友。

南洋大学创办时,英国还是世界强国,中国则贫穷衰弱。李光耀、魏雅聆、王赓武基本的共同观念是:

殖民地政府只承认英国制大学学位,对美国制大学学位一概不承认,就是哈佛大学的学位也不承认。李光耀与殖民地政府的态度完全一致。在李光耀眼中,只有英国制大学才是最先进的。

马来亚大学是英国人办的英文大学,所以先进,南洋大学是中国人办的中文大学,所以落后。南洋大学采用美国制,所以不受承认。南洋大学既然落后,就必须改革,以马来亚大学为模范来改革。

在李光耀炮制的四份报告书之中,《王赓武报告书》最为关键,为害最大。在王赓武报告书之前的《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攻击南大。其中一项便是课程。

《白里斯葛报告书》第五章5.3和5.4两节中,对南大的课程有如下批评:

于查阅南洋大学的课程后,评议会获得一个结论,就是:南大的课程仍需大大改良。现有课程的缺点之一,便是太过繁重。……

现有课程的另一个缺点便是:课程中有许多科目是不应该被列入的,而对获得良好训练不可缺少的一些科目反而未被列入。

大学课程并无标准,绝无两间大学的同一个学系,例如历史系或地理系,课程完全一样。就现在大学课程设计来说,这样的批评只是故意挑毛病,并无多大意义,但李光耀所需要的正是对南大这样故意找茬。

《魏雅聆报告书》第五章第廿五节中,对南大的课程有如下批评:

南洋大学的课程,显示了缺乏有系统的计划。各有关课程之间的联系不够,且课程的编排,似乎颇受个人经验和偏爱的影响。若干课程的开设,并没有参考一般的先决条件或同一领域内的其他学科,且时常调整以适应意想不到的师资情况。另一个不能使人满意的特点,便是分派学科给不曾对该门功课受过特别训练的教师去担任,因而加重有关教师的困难,从而使学生受到严重的不利。这些缺点,无疑地有些是由于南大急速发展以及不安定的师资状况的结果。要消除这些缺点,应该从实行我们的建议,即由能干的各系主任去编排固定的课程做起。我们要强调需要一个好好计划的课程,课程编妥之后,跟着要把它实行,以便保证所开设的学科能保持相当的固定性。

南洋大学各个系的课程都是由经验丰富的系主任设计的,而且时有修订,即不完美,也切合实际,无需小题大做,大惊小怪。天下绝没有哪一家大学的哪一个学系的课程是完美的。

王赓武写报告书时,对大学教育一知半解,却自以为专家,对南大各方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夜郎自大。这一点,他跟李光耀完全一致。他敢于如此嚣张,并不是因为他学识与经验丰富,而是因为他背后有李光耀,狐假虎威,仗势欺人。

大学课程本就没有标准,不同的人所设计的课程必定不同。王赓武检讨南大课程,只不过是李光耀打击南大的另一个借口。白里斯葛和魏雅聆的批评都是故意找茬,王赓武也一样。

无论哪一家大学哪一个学系的课程都可以找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光耀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之后,组织另一个委员会向南大大举进攻。这个委员会叫“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主席便是王赓武。委员会成员如下:

正如前两份报告书一样,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是主席,其他成员都是花瓶。主席王赓武的意见便是最后的意见,而他的背后是李光耀。

王赓武在报告书中,对南大大肆批判,凡是南大原有的,一律不可取,必须以马来亚大学为模范,加以改革。王赓武并不在乎办大学应该如何,他只在乎李光耀的意旨为何。

一九六一年,李光耀强行改革华文中学,依照三个步骤关闭全部星加坡华文中学。这三个步骤是:改制、改语、兼并。

改制、改语、兼并,这是李光耀关闭华文中学的三个步骤。王赓武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布置这三个步骤关闭南洋大学。

王赓武报告书中的核心建议便是改变南洋大学的学制,然后把南洋大学的教学语言逐步改为英语,最后,水到渠成,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并加以关闭。

改制、改语、兼并,是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三个步骤,都写在王赓武报告书中。虽然不是清楚列明,但都暗藏其中,只要细心看,便可以清楚看出来。

二 王赓武与李光耀的关系

李光耀为了关闭南洋大学,先后炮制了四份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丹顿报告书》。这四份报告书,各有不同的任务。负责撰写报告书的四个人,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丹顿,都只是李光耀的卒子,完全为李光耀的政治目的服务。

这四份报告书之中,《王赓武报告书》最为关键,为害最大。李光耀十分信任王赓武,因为两人并非一般的朋友,而是有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王赓武对李光耀十分忠心,一生投靠李光耀。因此,要了解《王赓武报告书》,必须先了解两人的关系。只要了解两人的关系,报告书中的疑问都可以得到解答。

王赓武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现代知识界政客。他一生为李光耀服务,虽不在李光耀身边,却能随传随到。李光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现身,属于古代幕府师爷一类臣子。

王赓武虽然一直都在大学里工作,但他最大的兴趣是政治,而不是学术。可是他又没有勇气参加竞选,这就注定他只能一边在大学里讨生活,一边为官僚政客服务。

一九六八年,他参与创办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简称民政党。虽为创党人之一,却始终没有上场竞选。这个党的名称跟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十分近似。Movement 和 Action 在这里的意思也基本一样。

一九六三年,星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李光耀派候选人到马来亚半岛参加竞选,目的是取代马华公会。结果,李光耀失败了。

一九六八年,王赓武参与创办民政党,目的也是取代马华公会。从这一点或也可以看出他和李光耀的关系。

王赓武跟李光耀一样受英文教育,完全排斥中国人的道德与文化。尽管他目睹李光耀的种种暴行,却仍然站在李光耀一边,帮助李光耀逼害南洋大学和华文教育。即使是在李光耀死后,他仍然为李光耀辩护,忠心始终如一。这在南洋大学和华文教育看来,是罪恶,但在李光耀看来,却是美德。

虽然他对政治的兴趣甚浓,但从政的生活波动较大,大学生活则较安逸,因而选择留在大学里,另外当大官僚的师爷。他一生服务的大官政客便是李光耀。他对李光耀最大的贡献便是帮助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并进而消灭星加坡的华文教育。

这之后,他对李光耀的另一项贡献是帮助李光耀推动南洋大学复名运动。这次运动功败垂成,但也算成功了一半(详见《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关心南大历史的人都看得出来,《王赓武报告书》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写的,从后来事件的演变也可以清楚看出来,只是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王赓武为了保持自己的“清名”,一直都否认这份报告书和李光耀有关系。他甚至于说,他写这份报告书是为南大好,一副善者摸样。可是,由于做贼心虚,一时被问心急,回答难免荒腔走调,甚或自打嘴巴,令人鄙视。

在评论王赓武报告书的相关问题之前,须先了解他和李光耀的关系。了解了王赓武和李光耀的关系,就可以了解王赓武、报告书、李光耀三者之间的关系。

王赓武在报告书发布后,遭受各方强烈抨击。他始终不敢透露半点他和李光耀的关系。

一直到李光耀去世后,王赓武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才于无意间说出两人的关系来(见2015年4月16日,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王赓武:香港不需要李光耀》)。从王赓武回忆他和李光耀的关系看来,他们之间并非一般的朋友关系(以下参看山人《王赓武终于回答报告书的关键问题》,刊于新加坡文献馆)。报道中说:

王赓武说他年轻时就认识李光耀,「我年纪差不了他多少,今年年底85岁。我1930年生,他1923年生。当时候我们都认识,在马来西亚的新加坡。」至于甚麽圈子、甚麽形式,他没细说。「很多,各种圈子各种社群都有。」

他说得很清楚。他和李光耀不只是朋友,而且是老朋友,是很熟的朋友,只是“他没细说”,因为他不愿意细说。他和李光耀见面不计其数。在写成报告书之前,也必定跟李光耀密谈改变南大的事。否则,他怎么知道报告书的目标是什么?该写些什么?这当然是他所不愿意细说的。

单看这段话,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但再看接下来他和记者的答问,以及李光耀的所作所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远非一般的朋友,而是十分忠心的君臣关系。王赓武对李光耀的忠心远远超出意料之外。

在这篇访谈记录,有助于了解王赓武、李光耀、报告书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中看出他和李光耀的关系非同一般。最令人吃惊的是他对李光耀的忠心。这在王赓武完全不必要,因为他不需要依靠李光耀生存。他之所以如此忠心,除了私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政治信仰一致。从访谈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王赓武维护李光耀消灭华人方言政策

报道中说:

来新加坡19年的港大前校长,接受广东话问好,但访问坚持要说英语或是国语。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王赓武的心态。在李光耀的统治下,不止人受逼害,方言也受逼害。李光耀在消灭华人的教育系统之后,紧接着便是消灭象征华人民族身份的方言。华人的教育和方言都被消灭了以后,华人也就自然被彻底同化了。

王赓武少年时代住在马来亚半岛的怡保。当地通行广东话。王赓武广东话说得很流利,比起他说国语或英语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香港接受记者访问时,都说广东话,为什么在新加坡却不肯说呢?这显然是因为李光耀禁止新加坡人说方言,王赓武唯命是从,至死不渝。王赓武当过老师,也当过校长。李光耀消灭方言的政策,反文化,也反人类,即使是在李光耀死后,王赓武仍然支持。单从这件事便可以看出他对李光耀的忠心。

王赓武标榜“历史学者”,打着学术的幌子,纯为投机。他毕竟只是个政客。

(二)王赓武和李光耀亲英反华立场与宣言

李光耀是英国皇民,又是英国人培养的代理人,亲英自不待言。

在星加坡的历史上,英国人敌视华人,从不对华人友善。李光耀既是英国皇民,又是英国人的政治代理人,一生反华,至死不变。

王赓武投靠李光耀,他的政治理念和李光耀相同,亲英反华,也一生不变。

王赓武就任香港大学校长后,又被港英政府委任为行政局议员,帮助英国人统治中国人。行政局是港英政府的权力中心,主席即港督。行政局议员都是由港督委任的“自己人”,退休后可以到英国定居,绝无居留权问题。那些领取英国海外护照的香港人,都没有英国居留权。

王赓武的亲英心态和李光耀的一样。“亲英”的另一面便是“反华”。李光耀一生反华,王赓武也是如此。访问记者提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时的往事:

六四时候,他同情学生。「你是在一个演讲会上面流眼泪是吗?」他望着记者,闪过复杂的眼神。

「是有这回事情,所以这个很自然,情况不同,所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亚洲那麽大的变化,100多年了,中国从19世纪,可以说最少从19世纪末清朝垮掉以后,中华民国怎样建国,怎样建立共和国这问题已经很严重,中国人不聪明吗?」

王赓武当时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反华立场。是否“流泪”,不得而知。然而,他为什么流泪呢?为谁流泪呢?李光耀血洗云南园时,王赓武也流泪了吗?不过,这一点他倒是跟李光耀一样。一九六五年李光耀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时,欢喜过度,竟对着摄影机流下鳄鱼的眼泪。

王赓武当时和一批港大学生一起反华,也见于电视和报端。在当时香港的大专校长之中,只有王赓武表现出强烈的反华情绪。

六四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日趋宽松,美国人与英国人趁中国学生的反贪污运动,以为有机可乘,在背后鼓动,引起六四事件。

王赓武以行政局议员身份站在英国人一边,极力反华。他这反华立场,贯彻他的一生,和李光耀始终一致。这样的立场也是他写报告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破坏华人教育的根源。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离开香港回归约两年半的时候,王赓武在香港大学主办“五十年(1945—1994)海外华人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的讲题是:《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这篇演讲实际是王赓武和李光耀的《反华宣言》,对于了解王赓武其人及《王赓武报告书》都十分重要。王赓武通过这篇演讲正式宣布,他和李光耀“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当时,王赓武显然已经决定在九七回归之前离开香港,回到李光耀身边,继续为李光耀服务。王赓武的这篇演讲,无异于正式宣布,他和李光耀与“华”决裂。

在王赓武的内心深处,不仅他和李光耀“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他更为所有身处海外的“华人”确定,他们都“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这意思十分明显,王赓武和李光耀不仅与“中国”的“华”决裂,也与海外的“华”决裂。他们与“华”不再有任何关系。

这当然也意味着王赓武和他父亲王宓文校长的公开决裂。他的父亲大半辈子奉献给华人的教育,不会自认不是华人。王赓武和他父亲的民族身份显然已不一样。

李光耀一生反华、反华人、反华人文化、反华人教育,把支持华文教育的人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王赓武支持李光耀的立场。他的这篇演讲确认他和李光耀一贯的“反华”心态和立场。王赓武在演讲中说:

在新加坡实际上也没有华侨,因为新加坡80%的人是华裔,他们现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

这话的意思是,新加坡的“华人”都不是“华人”,所以“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他显然是在支持英国人和李光耀同化华人的政策,为英国人和李光耀说话。他当时仍在香港,帮助英国人统治中国人。他的话很清楚的反映出他“反华”的心态和立场。因而他又说:

使用“华侨华人”这样的术语来包括所有中国之外之华人,就意味着一种不可阻挡的扩张和伸展势力的警报。

如此含血喷人的话,不只是对中国的的恶毒攻击,更是对全世界华人的恶毒攻击。华人只要自认为“华人”,“就意味着一种不可阻挡的扩张和伸展势力的警报”。这反映出王赓武极其清楚而强烈的“反华”情绪。

这番话也是李光耀所常说的。李光耀勾结美国和日本,在南海兴风作浪,搅浑时局时,正是指责中国“扩张和伸展势力”。王赓武完全支持李光耀的南海政策,为李光耀打边鼓、摇旗呐喊,始终不改其反华立场。回顾王赓武和李光耀的言论和主张,王赓武的这篇演讲是他和李光耀共同的《反华宣言》。

李光耀以政治看待一切。华人只要维护自己的文化和教育,便是“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他不止一律“反”,更进一步迫害。

李光耀终其一生,以政治干预学术。王赓武身为大学校长,照理应该维护学术尊严,可是他却跟随李光耀,以政治曲解学术词语,终其一生只是个政客。

王赓武的中文程度甚低,却咬文嚼字以曲解学术词语,把“华人”和“华裔”定为不同的民族身份,十分幼稚无知。他当时正在筹划“华裔馆”,帮助李光耀推动南洋大学“复名”,借以欺骗全体南洋华人,掩饰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罪行(见山人《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在王赓武看来,星加坡的“华人”都在李光耀的同化政策之下被同化了,所以星加坡已没有“华人”,只有“华裔”。“华裔”不是“华人”。他显然把“华人”和“华裔”定为不同的民族身份。

什么是“华裔”?“华裔”就是“华人的后裔”。“后裔”就是后代子孙。“炎黄后裔”就是炎帝黄帝的后代子孙,也就是“中国人”(华人)。

决定一个人的民族身份的主要因素是:母语、宗教、习俗。星加坡华人有自己的母语,有自己的宗教,有自己的习俗,为什么不是“华人”?

王赓武的观念充分反映出他的“反华”心态与立场。他跟他父亲王宓文校长走在完全相反的路上。父亲是华人,儿子不是华人,王赓武大概也说不出他自己到底是什么人。这一点他和李光耀完全一样。

“华人的后裔”不是“华人”,那么,“马来人的后裔”是不是“马来人”呢?“印度人的后裔”是不是“印度人”呢?

“华人”的“华”和“中华”的“华”是同一个意思。“华”也就是“中国”。

“华人”可以指居住于中国境内的人,也可以指居住于中国境外者。“华人”也就是“中国人”。两者的差别是:“中国人”有个“国”字,易于联想到“国籍”,因而“华人”较为通用。

换一个例子,“英国人”,也有个“国”字,一样可以指居住于英国境内的人,以及居住于英国境外者,未必都有英国国籍,也未必没有别的国籍。

再换一个例子,“俄罗斯人”,没有个“国”字,用法也还是一样,可以指居住于俄罗斯境内的人,以及居住于俄罗斯境外者。

这是语言的习惯,与政治无关。王赓武孤陋寡闻,对此一无所知,却好咬文嚼字,以资炫耀,自揭其短,又跟随李光耀以政治看待一切,含血喷人,反华气焰嚣张。

王赓武在一九九七年到来之前一年,即一九九六年辞去香港大学校长职,以抗议香港回归,反华立场十分清楚。

他原本是澳洲公民,辞职后并没有回澳洲去,而是到星加坡来投靠李光耀。他的政治立场也十分清楚。

他在马来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曾担任社会主义俱乐部主席。那是一个反殖民主义的学生组织。可是,他毕业后却反过来,投靠李光耀,帮助英国人。

李光耀一生反华人、反华人文化、反华人教育,即使是在最后那几年,仍然不忘为美国出谋献策,遏制中国,到南海兴风作浪,而王赓武则为李光耀打边鼓、嚣张呐喊,始终不改其亲英反华立场。

(三)王赓武和李光耀的民主自由观念相同

记者访问王赓武的目的,是请他谈李光耀,可是他却故意避开记者的问题,对李光耀不加评论。他显然知道一般人对李光和耀的批评。尽管记者一再追问,他都不愿意说。为什么?因为李光耀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他的贵人。他和李光耀有相同的价值观:利益比正义更加重要。

他对记者的一些问题避而不答,同时又竭尽所能为李光耀开脱。世人都认为李光耀是个独裁者,王赓武却不认为李光耀是个独裁者。他更为李光耀辩护说:

他在新加坡19年,从来没有感觉不自由,但他也相信,香港人来新加坡生活,一定会不习惯。两地人对自由的期望并不相同。至于李光耀是不是背弃盟友的独裁者,他也不妄下判断。「说他独裁者,这变成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当教育背景,都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官员也都是有相当学术背景里的人。」

标榜“历史学者”,却说出如此幼稚无知的话,难以置信。他在新加坡十九年都不觉得不自由,那是当然的,因为他是李光耀的老朋友,身兼师爷,当然不会觉得不自由。他甚至于把新加坡人在李光耀的高压下不敢作声,说成是新加坡人“对自由的期望”如此,跟香港人不一样。

他不同意把李光耀定为独裁者,理由是:“说他独裁者,这变成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当教育背景,都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

这样幼稚的理由,出自“历史学者”的口,真是太荒谬了!竟然说“一批人”结党就不会独裁,“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就不会独裁,以这么幼稚的理由来为李光耀辩护,完全没有“历史学者”的风范。这正可见王赓武对李光耀忠心耿耿。

(四)王赓武赞同李光耀迫害反对者

历史学者有责任维护正义,否则难免颠倒是非,歪曲事实。但在王赓武和李光耀的价值观念中,利益显然比正义更加重要。

王赓武既然标榜自己是历史学者,那么,记者就请他从历史的角度来评论李光耀的做法对不对:

「用历史评断,他的做法对还是不对?」

「坦白说,历史里头,基本如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中国的传统,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他看现代史里亚洲争取民主的方法各有不同,「那个设标准?你看各个国家有甚麽标准?」

王赓武拐弯抹角,不肯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历史人物所作所为对不对,这是个是非问题。历史学者必须面对是非问题,绝不可以逃避。王赓武显然没有勇气面对是非问题,完全没有是非观念。这一点,也是他和李光耀一致的。

王赓武认为李光耀迫害反对者的做法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王赓武看来,历史人物所作所为,即使残暴无道,也无关是非善恶。他显然没有是非善恶观念。

王赓武认为李光耀迫害反对者的做法是李光耀“争取民主的方法”。李光耀为了掌握政权,即使不择手段,残害良民,王赓武也不认为不对,因为没有“标准”。在王赓武看来,由于李光耀是“成者为王”,无论如何残暴霸道,都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

(五)王赓武为李光耀辩护否定普世价值

记者再换一个问法,请他按普世价值来评论李光耀的做法对不对。王赓武为了替李光耀辩护,甚至于否定了普世价值:

「按普世价值?」记者说。

「没有普世价值,只有西方的,只有美国的、英国的。」

「美英普世价值是对还是不对?」

「在英国美国来讲是非常适合的,是他们发展、演变出来,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建立,完全适合他们使用,是不停几百年的各种争论,而且战争很厉害,你看美国的内战多惨,几百万人死,欧洲打了多少时间?几百年不停斗争,为了甚麽?其实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不停的想法,各种矛盾,民主矛盾,宗教矛盾,政治矛盾,打了几百年,一直在进步,不停进步,演变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非常辛苦的一条路。但你不能说把他抄着来就成,不自然,一点都不自然。」

王赓武既然不肯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李光耀迫害异己的作法对不对,记者便要求他按照普世价值来评价。王赓武为了替李光耀辩护,便直截了当否定了普世价值,以为那只是美国和英国的价值。

记者再追问,那么,就按照美英普世价值来判断,李光耀关押反对者的做法是对还是不对?

王赓武仍然不肯直接回答。他又拐弯抹角说美国和英国的价值不适合亚洲。他这是把普世价值限定为政治观念,而且限定为美国和英国的民主自由观念,而他认为美国和英国的这种观念不适合亚洲。王赓武当过历史教授,当过大学校长,他不应该不知道普世价值是什么。

什么是普世价值?其内涵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涉及不同的学术范畴如: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但总有一些看法是世人易于一致的。

普世价值就是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凡是对人类普遍有利的事物就是普世价值。反过来说,凡是对人类普遍有害的事物就违反普世价值了。这有利和有害便可以用做评价的标准。例如,把反对自己的人关进监牢,这样的做法对还是不对?这可以依据对人有利还是有害来评价。对这样的问题总有一个大多数人共同的判断。这样的共同判断就是普世价值。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记者当时向王赓武提出的问题是:李光耀“这个做法对吗?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

对于这样的问题,谁都可以依据对人“有害”还是对人“有利”来判断,直截了当回答。可是王赓武却拒绝了。为什么?大概是这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的价值观和李光耀的相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一个是,他心里或许也明白李光耀的作法伤天害理。可是因为他效忠李光耀,所以不愿意说。

普世价值就只是美国英国式的民主自由吗?当然不是。平等、公正、和平、诚实、责任、宽容、自主、自律、独立、谦让、人的尊严等等,也都是普世价值。无论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应该尊重这些普世价值。

那么,为什么王赓武否定普世价值、否定英美式民主自由呢?因为李光耀正是如此。王赓武只是跟随李光耀而已。李光耀说(1992年11月10日在东京演讲《民主、人权与现实》):

With few exceptions, democracy has not brought good government to new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Asians value may not necessarily be what Americans or Europeans value. Westerners value the freedoms and liberties of the individual. As an Asian of Chinese cultural back ground, my values are for a government which is hone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没有给新兴国家带来好政府……亚洲价值或许并非美国或欧洲价值。西方人重视个人自由意志与自由决定权。我是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我的价值观是建立一个清廉、有效和高效的政府。]

李光耀只有在面对非中国人(华人)的时候,才强调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才说自己是中国人(华人)。他是英化的峇峇人,也就是英国皇民,如不说自己是中国人(华人),在非中国人眼中,他将是个四不像。他在面对中国人(华人)的时候,便流露出英化峇峇人的优越感,十分看不起中国人(华人)。

他说“我是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就十分虚伪。为何不直接说自己是个中国人(华人)?因为他心中的自己是英化峇峇人,是英国皇民。他以中国文化背景来强调自己的亚洲价值观与欧美的不同,而实际他的价值观和中国文化并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和中国文化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完全相反。李光耀一生反对中国文化。

李光耀标榜亚洲价值观,他所说的亚洲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说的“清廉、有效和高效的政府”吗?难道说欧美人就不赞成建立“清廉、有效和高效的政府”吗?清廉和有效率,并非亚洲价值观所专有。王赓武只是因为李光耀这么说了,他就完全支持。

(六)王赓武赞成李光耀囚禁反对者

记者见王赓武一直躲躲闪闪,不肯正面回答问题,评论李光耀,于是直截了当问他:“李光耀这个做法对吗?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

「你是历史学家,我们明白(要民主)是很辛苦很危险,但要是你限制我们的话语权,我们也感觉很辛苦,怎麽办?」

「所以要经过相当的讨论,相当的竞争、斗争。避免不了,要争论,现在文明一点,不需要互相残杀,可以争论,应该争论,但争论不是说,你一定要接受我的观点,不接受我的观点,我就要骂你要打你。」

「但是李光耀这个做法对吗?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

「当时,从他的观点,他不这样做,新加坡不能生存。」

面对记者的直接问题,他还是不肯直接回答,反而替李光耀设想说:“从他的观点,他不这样做,新加坡不能生存。”

这样的答案,无异于赞成李光耀囚禁反对者。在王赓武看来,李光耀囚禁反对者,是为了新加坡的生存。他对李光耀的忠心让人十分吃惊。李光耀所要的就是这样的君臣关系。

王赓武不会忘记,当年,多少南大学生为了反对《王赓武报告书》,捍卫民族教育,被李光耀关进黑牢,百般虐待,无限期监禁,毁了大好前途。王赓武对此无动于衷,只是淡然说这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还有良知吗?一生都不知反省,不知忏悔,寡廉鲜耻,如何为学者?如何为人师?

正由于王赓武效忠李光耀,所以他肯听从李光耀的意旨,撰写报告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

(七)王赓武盛赞李光耀家庭是中国人的榜样

王赓武不仅认识李光耀,而且是很熟的朋友。他甚至于跟李光耀一家人都很熟,对李光耀的家庭关系备极赞扬。他对记者说,李光耀的家庭美满,是中国人的榜样:

家人的关系很好,所以,他也特别欣赏李光耀一家人的关系。

「你认识他家人和李显龙?」

「都认识,但认识而已。他认识的人太多了,他家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家里父子关系很好,一家都很孝顺,其实从传统中国人来看,是相当好的榜样。」

「我们都看李光耀是个强人,他妻子去世几年,还是一样强人本色?」

「一直是,人是不变的。(他笑)但他心里寂寞,伤感,完全可以了解,而且非常的同情,几十年的同伴,非常爱护的同伴,想起来,很不容易的,他们这种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一直活在那麽美满的家庭生活。」

王赓武这番赞美的话中,有两句话特别亮眼:

王赓武的第一句话,盛赞李光耀一家人的“关系很好”,而且“一家都很孝顺”,所以“他家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

王赓武大概是习惯于赞扬李光耀了,所以用了这么多亮眼的话来赞美。

李光耀的家庭既然这么美满,家中主人当然也是完美无缺的了。这应该就是王赓武维护李光耀消灭方言政策、支持李光耀迫害反对者,以及无限期囚禁反对者的原因。

按照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模范家庭当然少不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两个美德。然而实情果如王赓武所言吗?这关系到王赓武是不是个诚实的人。

不幸得很,王赓武话音方了,二〇一六年四月十日,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就公开指责她的哥哥李显龙是“不孝之子”。这狠狠地打了王赓武一巴掌。王赓武还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吗?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和儿子李显扬发表声明,说受到哥哥的威胁,李显扬被逼移民外国。这又狠狠地打了王赓武两巴掌。

王赓武眼中的李光耀家庭真的那么完美吗?王赓武是个诚实的人吗?他的话可信吗?

还不止此,故事还有下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因为卷入自己家庭的纠纷,批评李光耀打造的司法制度而被李光耀打造的政府告上法庭。领导政府的不是别人,是李光耀的大儿子李显龙,因而实际是李光耀的儿子把李光耀的孙子告上法庭。这回是狠狠的打了王赓武一拳。

王赓武还有多少美言没说出来呢?王赓武是个诚实的人吗?他的话可信吗?

整件事,从头到尾,站在后面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这是什么样的“一家都很孝顺”的家庭呢?是什么样的“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呢?王赓武是看不清楚,还是不诚实呢?

说到底,是李光耀的家人比较了解自己的家人,还是外人王赓武比较了解李光耀的家人呢?

无论王赓武是不是了解李光耀的家庭,他对李光耀一直都十分忠心,这是可以断言的。正因此,他从不吝惜对李光耀说赞美的话。

王赓武标榜“历史学者”,他知不知道今天的事,将是明天的“历史”呢?他是不是还认为李光耀一家人的“关系很好”,而且“一家都很孝顺”,所以“他家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呢?他的想法会不会改变,不得而知,但可以断言,他绝不会反省。

王赓武是李光耀的老朋友,而且“特别欣赏李光耀一家人的关系”,当然也了解李光耀和他的家人了。可是他对李光耀一家子所说的赞美的话,到头来却变成了妄赞虚言,被狠狠打脸。那么,王赓武和南大什么关系也没有,又如何了解南大呢?他为什么要对南大妄评妄议呢?

王赓武的第二句赞美的话,“其实从传统中国人来看,是相当好的榜样。”这句话真是语无伦次。

王赓武在他的反华宣言,《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文中说,新加坡没有“华人”。既然新加坡没有华人,那么,他和李光耀当然也都不是华人了。既然李光耀不是华人,那么,他是什么人呢?

王赓武的第二句赞美的话赫然把李光耀列为“中国人”。他的家庭也成为“中国人”的“榜样”。难道王赓武不知道李光耀特别看不起中国人吗?王赓武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古人说:“言为心声”。人说出来的话是心里的声音。人的心里真,说的话就真,反过来,人的心里假,说的话就假。如果说出来的话是虚假的,那就只能是因为内心虚假,欠缺诚信。

王赓武和李光耀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全无诚信,一生都爱说假话,歪曲事实,又不肯反省。正如王赓武对记者所说的:“人是不变的”。他和李光耀一生都未曾变过,因为不知反省。

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品格如此低劣的“历史学者”,为权力与名利而随意扭曲“史实”,误导他人。虽然如此,王赓武还是有一大优点,那就是对李光耀十分忠心,从不吝惜对李光耀说赞美的话。

李光耀虽然残暴攻击手无寸铁的良民,血洗云南园,关闭南洋大学,消灭华人的母语文化,消灭华人的教育,在王赓武的眼中,这只不过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什么不对,李光耀始终是完美的,李光耀的家庭也是完美的,是“中国人”的“榜样”。

王赓武对李光耀既如此忠心,那么,他帮助李光耀写报告书,关闭南大,消灭华文教育,也就理所当然,一点都没有不妥了。

王赓武和李光耀的关系,确实非比寻常。

在有良知的人看来,这非常可耻,但在王赓武和李光耀的价值观念中,并无所谓“耻”。

三 报告书的主要建议

王赓武报告书是在前两份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和《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基础上,向南大全面进攻,立意把南大彻底摧毁。报告书的目录如下:

以王赓武为主席的“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是:

检讨南洋大学目前课程之编制改各科内容,以便向大学提供能适应当地社会需要之修正课程。

这个工作范围和委员会名称相符,但是,报告书中对课程的修订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第四章所建议的“新学制”,第九章实施“新学制”的指导。

为什么要建议“新学制”?因为这是李光耀最关心的事。只有把南大的学制改成跟星加坡大学的一样,才能两校合并,把南大关闭。因此,在四份报告书中,《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破坏最大。

《王赓武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中的所有建议都出于恶意,完全不是为了帮助南大改善。对于南大已有的成绩,全盘否定。这一点,三份报告书完全一致。

马大中文系贺光中教授批评《白里斯葛报告书》说:

南大设立评议会之目的,在聆听专家对水准之意见,藉资改进,早日获得承认,用意因甚明显。今报告书竟于南大创办以来几百措施,无一不加以诋讥,抹杀其任何优点。衡诸春秋,虽多微词,亦有褒语之态度,无乃勿合。

这番话用在《魏雅聆报告书》和《王赓武报告书》,也一样合适。这三份报告书的目的相同,因而对南大的办学成绩,一概抹杀,必欲置南大于死地乃可。

以下只是简述《王赓武报告书中》中的几项主要建议,至于这些建议的政治意图,将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中讨论。

(一)关于语文的建议

报告书关于语文的建议十分重要,主要有三项:

1、南大学生应该精通国语和英语

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指责南大学生只懂华文。从今以后,南大学生必须精通国语和英语才能符合国家利益。

鉴于我们社会的改变情况,语文训练已成为南大将来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我们承认南大在给予马来西亚华文媒介学校的毕业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这方面,仍须扮演一个角色,而且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讲授媒介语,然而,只精通华文显然是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继续造就这类毕业生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我们深切感觉到,如果南大要在本国扮演一个完善而有效的角色,那么,它的毕业生应该同时精通国语和英语,所以我们极力建议南大应该给予学生种种机会,让他们能够兼精这几种语文。

这段话中有两点特别重要:

王赓武在马来亚怡保长大,他对当地华文学校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一共学了十二年英文的事实,似乎一无所知。这是很奇怪的事。这显然是李光耀教他说的:南大学生都只懂华文,不懂英文和马来文。

马来文问题,是王赓武被港大学生质询时,心慌意乱的救命稻草。南大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第二年马来亚独立,马来文成为国语。从那个的时候起,南大学生就十分重视马来文。南大根本就没有马来文问题。王赓武对此故意一无所知。

他说“马来语是国语,不能不学,魏雅聆那时候完全没有那个需要。”更可见他内心慌张不已。魏雅聆报告书第五章第三十节就讨论了马来文课程问题。王赓武显然是因为心慌,脱口而出,语无伦次。

南大现语系开设两年的马来文课,让全校学生选修。南大学生早已感觉到时代的不同,对学习马来文非常有热忱,全校超过半数学生选修马来文,而马来亚大学,就是王赓武的母校学生并无此种热忱。王赓武对此故意完全无知。

2、南大须让所有源流学生入学

王赓武建议,南大须录取英文学校和马来文学校学生,并为他们开设华文课程,鼓励他们学习华文。

我们也建议,入学资格中关于语文部分应该仔细而明白的加以规定,以使全国所有源流教育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从华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英语,从英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精通国语或华语,从马来文源流学校考取的学生,必须鼓励他们精通华语或英语,所以学生都应给予修习上述三种语文的机会。

这段话有三个重要含义:

这段话的前两个含义明显,第三个含义隐藏于字里行间,不那么明显,但是更加重要。这正是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撰写报告书,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的意图。这也是王赓武报告书的主要建议。

3、设立语言中心

由于南大必须录取英文与马来文源流的学生,所以需要设立一个语言中心,开设华文课程,让那些不懂华文的学生进修,但王赓武却把理由改成是因为现语系开设语言课程不够水准。只要设立语言中心,学生的语文就达到水准了:

现在迫切需要设立一个机构,其特殊用意在使全体学生的语文能力达到水准;使他们能够运用语文为工具,以便从事学术研究及为国服务。

因此,我们建议

(一)停办现代语言文学系。

(二)设立一个为全南大服务的语言中心。

(三)立即设立马来学系以便充分的强调国语。

这段话有三个重要含义:

这三个理由之中,前两个是罗织罪名,找借口关闭现语系。至于第三个根本就不成理由。这一来是因为设立马来文系本来就在当初创办南洋大学时的计划之中;二来是因为南洋大学学生对马来文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王赓武的建议。

南大创办之初就打算成立马来文系,但因为聘请这方面的教授不容易,所以迟迟不能成立。

一九六六年,李光耀实施王赓武报告书,马来文系直至一九六八年才成立。当时,星加坡已经独立。南大设立马来文系跟马来西亚完全无关。马来文系在一九七四年被李光耀停办,也跟马来西亚完全无关。当时,星加坡的马来人社会就反对李光耀关闭南大的马来文系。王赓武后来也故意不知道。

(二)关于新学制的建议

王赓武建议南大改变原有的学制。所谓新学制实际就是星加坡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学制:

鉴于:

(一)造就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的重要性。

(二)确立一个能启发学生优点和给予毕业生最有利的制度的必要性。我们建议实施一个新学制。

新学制应设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荣誉学位将照荣誉学位考试的成绩分等如下:

(一)第一等荣誉学位。

(二)第二等(上级)荣誉学位。

(三)第三等(下级)荣誉学位。

这是报告书中最重要的建议,也是李光耀最重要的意旨。改制的目的是把南大和星大合并。这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改制之后,第二步只要改变教学语言,南大就变成了英文大学,接下来的第三步便是水到渠成的合并了。

(三)关于师资的建议

报告书接下来是关于师资的建议。这个建议看起来是聘请合格的教师,实际是对南大极大的破坏。

在这之前的《白里斯葛报告书》指控南大的教授都不合格。《魏雅聆报告书》则指责南大的教授没有英国学位,也不合格。《王赓武报告书》则强调研究。这是十分含糊的要求。

我们确信我们对于新学制所作的建议,必会促使我们提出其他有关聘请适当师资的建议。我们深觉任课教师都应具有所须的研究经验,尤其以对本科有著作发表者为佳。所谓著作,我们的意思是指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著述,或者是创作性研究印成书或专刊,大学阶段的教学通常是不适宜由那些对所授学科没有积极进行研究的人来担任。

李光耀就借助王赓武报告书,清算南大教授。凡是没有英国学位的教授都陷于困境。由台湾香港聘请的教授,尽管学富五车,也都被清算。正如《摘除李光耀诋毁南洋大学的政治标签》文中引用南大中文系教授苏雪林的日记所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余近来对南大已毫无趣味,希望明年改制后,不续聘我,送我旅费返台,即续聘,余亦不愿留矣。”

“王云:南大此次不续聘,又自动辞职者共廿八人。中文系不聘者,为蔡寰青、黄六平、葛连祥、王德昭,赴香港新亚;贺忠儒、杨光德,均于月内返台。南大本年二月间发给教职员聘约,均为半载,此次则自八月一日起至明年四月止,共为八个月,如此对待教职员,诚打破世界纪录。”

苏雪林日记提及的:南大此次不续聘,又自动辞职者共廿八人;南大本年二月间发给教职员聘约,均为半载的两起事件,说明了另一个十分重要却不明显,更是被历史忽略的真相。那就是,南洋大学的任何师资聘请,都是要受到李光耀的严密控制,没有内政部的许可,即便南大发了聘书也是徒劳。因为聘书必然无法落实。

在实施《王赓武报告书》后,当时有的教授只接到半年的聘书,等待解雇。这不仅是对南大教授的逼害,更是对南大的逼害,恶意造成人心惶惶,犹如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云南园。

(四)关于文学院的建议

报告书对文学院的破坏极大,主要在三方面。

1、关闭现语系

报告书建议关闭现语系:

在存细地考虑过现代语言文学系的任务之后,我们已建议设立一个语言中心。理由己在本报告书第二章述及。因此,我们认为文学院无须保留现代语言文学系。我们也曾考虑到目前该系在造就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生的任务,但是我们并不能确信所设的学位有够高的水准,因此我们不建议设立英国语言文学系。

报告书建议关闭现语系的两个理由是:

这样的理由也正是《白里斯葛报告书》中对南大各个系的指控。

2、关闭教育系

教育系对南大与星马华文教育都非常重要。王赓武建议关闭:

我们深深觉得教育科应该是一种为执教目的而设的专业训练及为毕业生研究本国问题而设的科目,在专业训练方面,南大毕业生应该进入专业学院攻读一年或两年。至于研究方面,大可设立教育研究院。目前的教育学系并不能应付上举任何—方面的需要。因此,我们建议教育学系应予停办,教育学系的学士课程亦应予停办。

至于应否为了专业训练抑或研究的目的而设毕业后的教育课程,这问题在本委员会检讨范围之外。我们提议这问题应根据社会的需要另行研究,大学当局可委任一个研究委员会,以考虑所有大小争点。

南大教育系是为星马两地华文学校培养师资而设。这是当初创办南大的宗旨。

王赓武建议南大毕业生到教育专业学院接受训练,可是当时并无此类专为星马两地华文中学培养师资的专业学院。王赓武并不建议设立此类学院来代替,便建议关闭教育系,用意非常恶毒。

既然王赓武建议设立语言中心来代替现语系,为什么不也建议设立教育专业学院来代替教育系呢?王赓武说:“至于应否为了专业训练抑或研究的目的而设毕业后的教育课程,这问题在本委员会检讨范围之外。”他只是以一句简单的话便把问题撇开。这不仅不负责任,而且用意十分恶毒。究其原因,只不过是因为王赓武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行事。

3、中文系改名

王赓武建议南大的中文系应该改名汉学系,并且调整课程,把重点放在本地文化、文学、语言:

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然而,它在履行此任务时应照顾到我们社会各种需要。我们建议应该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该系学生应准备适应本国在语言条件,而且应有能力去研究一些诸如本地华人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华语与马来语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我们希望该系的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族和睦相处方面将有所贡献。在此种情况下,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

这段话实包含几项建议:

第一第二两项建议,表面上是在于扩大中文系课程的范围,把重点放在本地社会、语言,实际意图是破坏南洋大学创办时,传承民族文化的宗旨。

第三项建议,促进种族和睦根本就不是中文系的任务,实际意图也是破坏南洋大学创办时,传承民族文化的宗旨。

第四项,改名为汉学系,则是与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相配合。英国的大学中所设的都不是中文系,而是汉学系。从这一点也可以非常清楚看出,王赓武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恶毒意图。

4、政治系改名

南大的政治系全名是政治科学系。王赓武建议改名为“政府与行政系”:

我们认为政治学的全部范围太过广泛,并不适合现阶段南大的发展的需要。因而建议该系应倾全力于政府与行政两方面,这样可以期望该系所造就的毕业生,在政府部门当有更大的用处。

政治科学系本是英国大学的传统科系。伦敦大学的一个成员学院就叫伦敦经济政治科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王赓武不会不知道。

照理说他应该接受政治系的原名。为什么他建议改名呢?显然也是因为他遵照李光耀的意旨,不要南大学生研究政治科学,而要他们当不必思考的公务员。

(五)关于理学院的建议

王赓武关于建议理学院的建议中,最恶毒的是停办化学工程系:

化学工程系目前的课程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既是化学工程,却没有适当的机械工场的设备来支持它。况且本国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也非常有限。我们深觉这一系最好由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目为那边已设立了其他各种应用工程的课程,因此我们建议化学工程学系应停办。

停办化工系的理由有两个:

南大创办之初,原本打算设立工学院。第一阶段先设立文、理、商三个学院,工学院延后。

一九六三年在化学系内成立化学组与化工组,随后分立成为两个系。

南大之所以成立化工系就是因为有需要,王赓武并不愿意南大化工系继续存在,更不希望看到南大成立工学院,便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建议把化工系关闭了。

王赓武的第一个理由,说化工系“没有适当的机械工场的设备”,根本就不是理由。既然李光耀要帮助南洋大学发展,为什么不肯拨款,帮助南大设立“适当的机械工场的设备”?

王赓武的第二个理由,说“本国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也非常有限”,也根本就不是理由。如果真的没有需求,为什么他提出第三个理由,“这一系最好由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难道说,由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就马上变得有需求吗?

王赓武以写报告书帮助南洋大学发展为名,以行破坏南洋大学之实,恶毒而无耻。

四 评议

《王赓武报告书》是关闭南大的计划书,但这并不是由王赓武决定的。炮制报告书的是李光耀,王赓武只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把报告书写出来。他并没有什么选择。实则无论由谁来写,都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当李光耀指定的刽子手。王赓武要是不敢担当,他也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不要接受这份差事。他既接受了,就只能帮李光耀背负刽子手的罪名,此外,别无选择。

《王赓武报告书》发表后,立即为千夫所指,舆论齐声谴责。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六日《星洲日报》社论的解读:

通观该委员会的报告书,所建议的南大课程调整办法,主要精神似乎把南大改组为一个事实上的英文大学。

这样的解读,正是报告书的本意,并非过虑。后来的发展正是如此。李光耀实施王赓武的建议,便一步一步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王赓武面对指责,一直都默不作声。他选择躲避,而非坦然面对。他实在也无从面对。报告书背后的种种黑幕,他始终没说清楚。

为什么他选择沉默呢?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这份报告书是在陈六使先生辞职之后提出的。南大理事会接受了报告书的建议,采用新学制。

南大学生前此经历了李光耀的种种逼害,对这份报告书尤其敏感。由于南大的学生会已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七日被李光耀封闭,无法领导同学抗议,因此,便由校内的十个学会,即:中国语文学会、历史学会、地理学会筹委会、教育学会、数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生物学会、合唱团、戏剧会,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六日,在同学共同透彻研究报告书之后,写了一篇两万余字的《有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呈交校方。

这份备忘录,从各方面分析报告书的建议及其政治意图,非常清楚,也非常正确,充分展现出南大学生的研究与分析能力。这份备忘录共五节,即:

其中,第三节与第四节为主体,是对报告书内容的评议。

南大同学在共同透彻研究报告书之后,才写下这篇评论,考虑非常周到,讨论也很详尽。以下是针对报告书的要点评述。

(一)对报告书的整体批评

《王赓武报告书》就像之前的《魏雅聆报告书》和《白里斯葛报告书》一样,都是非常恶毒的政治报告书。这三份报告书的政治意图一脉相承,都遵照李光耀的意旨。这一点,南大同学看得十分清楚:

我们不否认报告书某些值得参考的地方,然则,我们不能同意报告书总的精神实质,它不只严重地损害到南大的健全发展,故意违反南大创校的宗旨,更恶毒地企图以此来摧毁华文教育。在研究《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过程中,我们还结合参照了白里斯葛和魏雅聆两报告书。

在反复互相比较、对照后,我们发觉到它们在进行损害民族教育方面原来是一脉相承,变本加厉。我们坚决反对那些不顾原则,任意夸大问题的说法;我们同样不同意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言论。我们决不能被《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中某些好看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而忽略了藏在这种烟幕中丑恶的本质。否则,对民族教育,对南大前途都存在着极不利的后果。

这三份报告书无论批评还是建议,都充满恶意。王赓武报告书虽然把恶意隐藏起来,但经不起分析,一分析就原形毕露。虽然王赓武口口声声说,他的报告书是为了南大好而写的,实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份报告书中隐藏了李光耀的恶毒意图:

经过再三批阅和研究,我们实在找不出,而且也无从相信这份报告书对南大的发展会有什么帮助。相反地,我们倒清楚地看出它是政府全面控制南大后推行其变质南大的立论基础。

这非常正确。后来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李光耀是依靠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上台的。他深知受华文教育者的影响力。虽然他想一棒把华文教育打死,但毕竟不敢马上就这么做。他所采用的是蚕食的办法。

1959年6月,新加坡自治了。新政府上任后,马上宣布将以平等原则来对待四大教育源流。这时,人们以为久悬未决的南大问题,从此将获得合理解决。但是,非常不幸的,过去歧视民族教育、迫害华文教育、阻碍和压制南大发展的措施,不但没有改变过来,而且大力推行,变本加厉。诸如政府急速地以审订白里斯葛报告书为幌子,设计了一个所谓《魏雅聆报告书》,提出了旨在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夺取南大理事会,变质南大的“建议”。这种阴谋,终于在南大董教学以及广大热爱华文教育的社会人士的坚决反对下溃败了。但是,政府并没有放弃其对南大蚕食的政策和逐步升级的侵吞勾当,它继续在南大行政上、组织上、财政上、招生制度上、语文问题上进行明里暗里的颠覆活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段话说出当时受华文教育者的真实感受。李光耀上台时,得到受华文教育者的大力支持。大家以为他不会像英国人那样逼害华文教育,而事实却刚好相反,他比英国人对待华文教育更加残暴。为了消灭华文教育,他所采用的便是一步一步蚕食的办法。

(二)报告书旨在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李光耀的最终目的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并加以关闭。王赓武报告书的目的就在于实现李光耀的意图:

委员会以“审查课程”为幌子,经过二月余的“审查”提出了旨在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变质南大、消灭华教的所谓《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从整个报告书提出的背景及其内容,我们认为,它实际上就是行动党政府变质南大,消灭华教的立论基础。

这项判断非常正确。后来的发展正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王赓武报告书》和前此的《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都是由李光耀筹划,用来打击南大的计划书,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一步一步蚕食南大。

要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最直接的办法便是南大各系各个科目的教学媒介语全改为英语,不能用华语:

我们特别重视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对南大教学媒介语的态度。经过反复阅读和周密的分析,我们发现:报告书的精神实质是沿袭魏雅聆报告书的。魏雅聆报告书公开表现它对英文的偏爱,主张通过提高南大学生的英文程度,使南大逐步变质。根据魏雅聆报告书,学生在入学考试只要英文一科不及格,就得让他们进入一年的大学先修班,专门进修英文一科;英文程度提高了,语文的困难就不会成为限制征聘教师的条件,南大就可以聘请大批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教师。这样下去,南大还有什么民族大学的性质可言呢?南大《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在这方面比魏雅聆报告书表现得更露骨。它根本不是从南大作为民族大学的特质去对待南大的教学媒介。它不仅没有纠正魏雅聆报告书错误的地方,而是变本加厉,决心置南大于死地。报告书第二章:〈关于语文的建议〉写道“只精通华文显然是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南大继续造就这类毕业生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第二章第八节)这段话的含意是很明白的。它用更加堂皇的语言来表述魏雅聆报告书的思想内容,它们的最终目的同样是要使南大变质。魏雅聆报告书说“不精通英文,就不能够聘请外国大学教授,就不懂‘唯一可以获得供应的英文课本’”,《课程审委会报告书》说“不精通英文(巫文?)是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的”,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样的话呢?假如精通本国四大源流之一的华文是“不符合国家利益”,那么,华族同胞在本国的成长岂不是“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吗?事实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草拟报告书诸公早就应该离开本国,更说不上有什么资格“审查课程”了!再者,华文是我国四大语言之一,也是联合国的应用语文,既然精通华文被冠以“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名堂,那么,星大和马大毕业生只精通英文岂不是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吗?或者说“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名堂只适合于精通华文者而不适用于精通英文者?实际上,报告书的这种腔调,和殖民主义者的腔调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点批评也十分正确。李光耀的语言政策完全继承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不仅歧视华文,也决意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意图把所有华人都变成峇峇人,以英语来代替华人的母语。王赓武的意图还隐藏在“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授媒介语”这句话中:

报告书说:“南大经过改组后,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授媒介语”(报告书第二章第八节)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难道千千万万的星马各界人士,出钱出力,创办南大这间华文大学,只是为了创办一间“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投媒介语”的大学吗?不难想象,当南大到了“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投媒介语的时候,南大己经是名存实亡了。星马千百万人民心血凝成的千秋大业,也将付之东流。起草报告书诸公,你们知道你们这些轻轻几笔已经严重地损伤了干百万华人的民族自尊心么?

王赓武报告书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所用手法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是鼓励学生学三种语文,实际是让“全国所有源流学生都有资格入学”。既然各个源流的学生都入学南大,那么,教学媒介语是什么呢?当然是英语。但是,王赓武又不敢明目张胆说出来,便拐个弯,说是“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教授媒介语”。这个意思太明显不过了。就是只有一些科目是用华文教授的。是些什么科目呢?就是中文系的科目。除了中文系之外,其它各系都用英文教学。

王赓武的意图其实就是来自李光耀。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晚上八时,李光耀应南大政治学会的邀请,到南大文学院礼堂以英语演讲,讲题是《语言和政治》。他当时就主张“使不同种族的人说一个语言”。这同一种语言不是马来语,更不是华语,而是英语。

用英文教学原本也不是什么问题。南大一开始就是双语大学,从不拒绝其它源流学生入学,只要入学试及格就好,非华族学生还得到优待。理学院和商学院的科目几乎都用英文教授。用英文教学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王赓武的意图是以英文完全取代华文。要是有老师用华文教学,那就“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了。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华文驱逐出南大了。维护南大的人当然不能接受。

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之后,发展的前景是不是会变好起来呢?当然不会,势必变得更坏。南大只能变成星大的配角:

南大《课程审委会报告将》绪言中这样写道“……南大……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南大可以大事努力,以趋向为我们社会整体而服务之目标。”(第一章第三节)这“大事努力”四字,是“彻底变质”的学术用语。设立语言中心推广英文教育,采用英文为重要教学媒介,是“大事努力”中心内容之一,改变南大入学资格关于语言的现定,以便让“全国所有教育源流的学生(实际上是英文教育源流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这是“大事努力”的另一个中心内容。……按照报告书去做,南大为了适应各种教育源流的学生,就必须降低华文程度,使其他各种教育源流的学生(主要的是英校学生)可以长驱直入,涌进南大作为最后变质南大的物质条件。因此,与其说“为社会整体而服务”而大量招收英校学生,不如说借这股力量,以完成彻底摧毁这座巍峨壮丽的民族教育堡垒。假如南大今日可以降低华文程度以适应英校生的入学条件,明日华文则根本不必成为学生入学的必要条件。这样,越来越多的英校学生必将涌进南大,神圣的民族大学必将成为新大“淘汰生”的天堂。这就是说南大生不逢辰,如果不幸变成了英文大学,也只有资格充当“配角英文大学”(星洲日报刊月16日社论)。

南大当初创办时,是为了让华文中学的毕业生有升学机会,也是为了维护华文教育。南大一旦改为英文大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华文中学和小学也将难以维持,势必变成英文学校。这正是李光耀的意图。

(三)新学制破坏南大完整的学制体系

王赓武的报告书名称是: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名义上是审查南大的课程,而实际目的不在于“课程”,而在于“学制”。审查课程只是幌子,改变学制才是真正的意图。为什么必须改变学制?因为只有在改变学制之后,南大才能跟星大“合并”。只要学制改了,课程就是不改也可以合并。

报告书第四章〈关于新学制的建议〉及第九章〈新学制的实施),其目的是在于破坏南大完整学制的体系,制造混乱,以配合其改变南大教学媒介语的工作。南大目前的学制,有其缺点,亦有其优点。其缺点是未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才华,缺乏因材施教,有才多教的具体没施:其优点是普遍教育,平均发展,使学生在互相研讨,互相帮助的条件下完成四年大学教育。《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只看到目前学制的缺点,而抹熬它的优点。借矫枉之名以遂其邪恶目的,我们不能同意。

新学制设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它最重要的特点是把南大现行的四年学制改变为三年学制。我们不反对增办荣誉学位,但以此为手段,阉割南大四年学制的完整体系,大量淘汰学位,造就少数“贵族学者”,就不是我们所能苟同的。这样的新学制事实上并不新,它是星大和马大早就在实行的学制。新学制的建议进一步暴露了《课程审委会报告书》用英文大学的楷模来改铸华文大学的不良居心。

这项批评也非常正确。南大学生已清楚看到了王赓武意图把南大学制改成跟星大的一样。这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核心思想”:最后把南大和星大合并。李光耀的这个意图已清楚写在《魏雅聆报告书》中。

王赓武要南大改制的借口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需要新学制呢?报告书起草人创造了两个理由:“(一)造就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的重要性;(二)确立一个能启发学生优点和给予毕业生有利制度的必要性。”(第四章十七节)。第一,我们要问:基于什么理由,说新学制能造就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呢?新学制既分作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显然是指获得荣誉学位的毕业生,荣誉学位究竟占多少巴仙呢?报告书并未予以说明。但是,报告书二段话却对我们有所启发“荣誉班录取新生时,那些在新制下应届毕业生应予以最优先权利,其他毕业生都有资格竞争荣誉班的学额,但那些名次列在班上前20%的毕业生应给予某些优先权。”(第七章二十四节)这就是说:“我们觉得新学制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南大将颁给的品质上,因此在挑选毕业生进入荣誉学位的荣誉学位班时,非得极慎重其事不可”(第九章一一二节)。这就是说在所有获得普通学位毕业生中,可以获得进入荣誉班的学生是不会超过20%的。“荣誉学位不给予补考的机会,学生亦不得再参加荣誉学位的考试”(第四章卅七节)。在这种情况下,荣誉学位毕业生真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了。这难道就是课程审委会所引以自豪的所谓“最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吗?第二,把新学制看成能启发学生优点和给予毕业生有利制度的说法也是片面和夸大的。在教育史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法。一种是以各种衔头来鼓励学生自私自利地竟争,培养少数“贵族学者”,一种是以大众的利益来勉励学生,使学生在共同的目标下相研讨,共同求进步。启发学生的优点有许多方法,自私自利的竞争只不过是其中卑劣的一种罢了。至于说新学制给毕业生有利的制度,那也只能对极少数的“荣誉生”有利,对绝大部分南大生来说,新学制却意味着剥夺了他们一年的深造机会;对南大本身而言,则是阉割了南大四年学制的完整体系,降低南大学术水准。

这段批评也非常正确。在大学里多读一年和少读一年的差别非常大。王赓武说南大四年制的程度低,改为三年制程度就提高了。这是痴人说梦话,而且是非常无耻的恶毒谎言。

数学系是南大非常出色的学系。南大实施新制后,数学系就不愿意完全接受王赓武建议的课程,因为他建议的新课程将大大降低数学系原来的学术水准。

就南大整体来说,新学制把南大原有的学制减少了一年,各个系的学术水准都降低了。为什么王赓武却无耻的说是提高了呢?因为他不能直接说,这是李光耀的主意,改制的目的在于日后和星加坡大学合并。

南大同学完全看出王赓武建议新学制的恶毒意图:

新学制主要目的在破坏南大完整学制的体系,把南大统一在星大的体制中去。但是,星大是一间英文大学,而南大至少在现阶段仍然是一间华文大学,这事实本身,已经足以引起一般仇视民族教育,推崇英文教育的学者的不快。这种传统性的偏见,表现在报告书甚至没有诚意要实施它所吹嘘的“荣誉学位“。报告书说:“……我们关心到未来的毕业生,应达到适当的水准,才能继续其攻读荣誉学位课程。因此要紧的是校外考试委员会应自熟悉荣誉学位的性质的学者中选聘。这样南大就可以向这些校外考试委员会咨询有关在数年后开设荣誉课程最好的办法,唯有在有关人士都满意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都够好够充足的时候,南大才可设第一期荣誉学位课程,我们并不建议每一学系都应同时设荣誉学位课程,开设荣誉学位课程必须根据个别系所具条件而定。”(第九章一一一节)这就是说,所谓荣誉学位只是一场骗局。第一,荣誉学位课程是几年后的事情而几年后是否要办,则要看“有关人士”是否“满意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都够好够充足”。换句话说,假如“有关人士”到时认为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不够好不够充足的活,第一期荣誉学位就还只能停留在建议阶段。而另一方面,根据审委会报告书“……我们建议应就所能罗致的师资,尽量实施新课程中的普通学位科目,这可以在1966-67年度新学年开始进行。而且,如果有可能,其余普通学位科目可在1967-68年度开设”(第九章一零九节)这样,荣誉学位尚未设立,南大就得先付出一笔惨痛的代价:四年普通学位的学制,将由三年普通学位的学制所取代。所谓荣誉学位,很明显地成了加速南大英文化的催化剂。因为在一个主张“英文至上”的政府统治之下,只有在南大英文化之后,“有关人士”才会满意南大的师资学生及仪器设备。

我们认为:新学制的建议是不切实际的;建议中的荣誉学位只能在南大英文化后才被允许没立。而此学位本身,无疑成了淘汰学生,造就少数“贵族学者“的手段,这是根本违背南大的创办宗旨,我们有必要严正申明:我们反对旨在阉割南大完整体系的毒辣手段。

这个观察非常正确,完全说出王赓武和李光耀的恶毒意图。荣誉学位新学制就是“加速南大英文化的催化剂”,而且“根本违背南大的创办宗旨”。新学位制将让大多数南大学生,中学和大学只能接受九年的教育,违反大学教育常规。

王赓武建议的新学制的确是“旨在阎割南大完整体系的毒辣手段”。在改制之后的第二步便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然后第三步便是名正言顺的合并。

(四)关于入学资格的规定

王赓武在提议改变南大的学制和课程之外,为了更进一步打击南大,还提出入学资格的规定。这一步也非常重要。其意图在于排斥马来西亚学生,不让他们报读南大:

王赓武报告书中〈关于新学制的建议〉的第卅节提出了关于改制后南大的入学资格,它说“我们注意到新加坡自1963年起施行高级文凭(华文)考试,而对于这措施促成了较高的入学水准,表示满意。我们建议,以高级文凭或同等学历为正常的入学资格……”表面看来它好像能给人有“提高南大入学水准”的印象。在加以深入的分析,我们发觉到它原来是企图从入学资格的规定来变质南大。其恶毒用心有如下述:

一、南大的创办宗旨是要使星马华校高中毕业生能有在国内深造的机会,所以南大学则明文规定“凡在华校三年制高级中学毕业,或政府三年制高中会考及格,或剑桥文凭考试成绩优异,经本校入学考试录取者,得入本校一年级肄业。”我们坚决认为,任何形式的改制,都必须在不违反这一入学资恪的规定。王赓武报告书关于入学资格的建议是故意违反这一规定,在无视南大创校宗旨。

二、现在施行高级文凭(华文)考试的只限新加坡,联合邦只有五年制(国民型)和六年制(独立型)中学,五年制中学只能考取九号文凭;而六年制中学,除学校文凭外,并没有什么“高级文凭”之类的考试。因此,如果实施该报告书入学资格的规定,就等于剥夺了马来亚华校毕业生到南大深造的机会。

三、以和“高级文凭”有“同等学历”为正常入学资格,这句话说得很模糊,它是否指的是英校的剑桥高级文凭(H.S.C.)?马来亚六年制的高中毕业校内文凭是否也算作“同等学历”?这点是不容含糊的,因为如果否定了这一点,马来亚的高中毕业生就势必被拒于南大校门外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四、现在新加坡高级中学学生拥有“高级文凭”者为数到底不多,如果实施报告书的入学资格规定,就意味着新加坡华校学生到南大升学的机会得大大地被削减。

五、今天,在星马两地都没有施行马来文和印度文的“高级文凭”考试,也没有与“高等文凭”有“同等学历”的中学,这样巫印二大源流出身的学生怎能被南大所录取?这更清楚地说明了王赓武报告书在撒谎,什么“保证国内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学生者都能得到南大存在的益处”,什么“以便全国所有源流出身的学生都有资格入学”都是假的,骗人的。抬出“四大源流教育“这块老招牌的目的还是为了变质南大,消灭华文教育。

六、既然联邦华校毕业生,巫印学校毕业生不能到南大深造,而星洲华校毕业生能进南大的也很少,这时候那班仇视民族教育,死抱英文至上的阴谋家可高兴了。他们跟着大批有着“同等学历”的英校生及星大淘汰生涌入南大,变质南大的目的唾手可得,那时也就是南大寿终正寝的最悲惨的时刻!可见,报告书对入学资格的规定,也是符合变质南大的总精神!

这段分析非常深刻而有条理,把王赓武报告书所规定的入学条件的恶毒意图完全暴露出来。李光耀后来就是根据王赓武的建议,不准马来西亚华校毕业生报读南大。

在南大创办初期,从马来亚来的学生占一半有多。后来也一直占一半左右。这一点对南大十分重要。南大是星马华人合力创办的大学,主要是让两地华校毕业生有升读大学的机会。五十年代初,马来亚的华文中学比星加坡的还多,所以,入读南大的马来亚学生也较星加坡的多。南大对两地华文教育都很重要。

李光耀改变星加坡华文中学的学制后,星马两地华文中学的制度不同了。南大每年招生时,仍然到马来亚主办入学试,让马来亚学生继续就读南大。可是,在王赓武报告书之后,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王赓武规定南大的入学资格只限于星加坡“四二制”的高中会考资格,而马来西亚学生并不参加星加坡华文中学会考,也就不具备南大的入学资格了。在一九六六年南大实施新制之后,南大仍然到马来西亚举办入学试招生。到了一九七四年,停止在马来西亚招生。这样一来,不仅打击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也打击南大招生。当然也影响到学生的素质。这是王赓武报告书十分恶毒的意图。

(五)停办现语系、教育系和化工系的建议

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另一项重大破坏是,建议停办现代语言学系,教育学系和化学工程系。王赓武提出停办这三个系的理由都十分荒谬而恶毒。南大同学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认为,报告书关于停办现代语言学系,教育学系和化学工程系的建议是轻率的,粗暴的以及不负责任的。南大创办至今,不过短短十年,从“百年树人”的教育大业去看待南大,南大还是十龄幼童,我们不敢说南大是尽善尽美的,南大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既要看到南大的优点,也要重视南大的缺点。只看优点,而不看缺点,就会趑趄不前,固步自封;相反地,只看到缺点,而不看到优点,就会脱离实际,抹杀一切。这两种态度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课程审委会报告书》正是在“不看优点,只看缺点”的情况下产生的。另一方面,由于审委会诸公无视南大创办的背景,无视南大生存及发展中所面对的种种障碍,这样,他们就不能真正了解这些缺点的内在因素,不能实事求是地作出建设性的建议。

一、关于停办现代语言学系,报告书建议停办现代语言学系,主要的根据是:(一)国语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学位课程不够水准,不值得继续开设;(二)不能应付全校之语文需要。这就是说:第一,现代语言学系的存在,阻碍了国语在南大的发展。事实的真相并不是这样。《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并没有公平地把南大目前国语学习的情况告诉给世人,没有把几年来国语在南大的进展情形揭示出来,也没有把南大学生,学习国语的热诚和星大学生作比较分析。在这种情形下,报告书所下定的结论,究竟有几分可信呢?其次,报告书说现代语言学系的水准不够,不值得继续开办,我们要问,审委会诸公根据的是甚么标准呢?南大学生会在〈我们对南大评议会报告书和南大前途的看法〉一文中早就正确地指出“衡量一切大学的正确标准,不应该是空洞的‘国际标准’而同该是切实的‘民族标准’,要从该国一般文化教育水准和社会状况出发来衡量它。教育有时代性,民族性,教育学者所赖以评价大学教育的准绳,不是主观的空洞的标准,而是该时代,该民族,该地方的具体情况”。更主要的是,在谈论南大现语系水准时,一定不可忘了它是一间华文大学的背景。正如该系学生向校方所[里]备忘录所指出“南大是华文大学,其学生是华文中学毕业生,如果他们的英国文学水准比不上英文大学的英文系学生应该是很平常的事:就如英文大学开设中文系(如马大、星大、哈佛大学、伦敦大学等),他们英语源流出身的学生的中国语文水准比不上南洋大学中文系学生,并没有人加以责怪,更没有人认为应停办一样。”南大现语系的创设最主要目的是让精通英文的华校学生有机会接受和研究英国语言文学,为社会培育更多的英语专业人才。现代语言学系还兼负推广国语和其他各国语文的职责,因此,无论从该系创立动机或所作出的贡献而言都是没有理由受到如此残酷的制裁。纵使有许多缺点,也没有理由处以死刑;审委会诸公理当提出具体建议,使该系得能按部就班地趋向理想。第三,报告书说该系不能应付全校语文之需要。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事实上,南大并没有甚么特殊的语言需要(这是我们在后面还要谈论到),何况报告书已建议创办马来文学系(这是南大可致力发展的)。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反对停办现代语言学系的建议。

二、关于停办教育系,报告书第六章〈关于文学院的建议〉说“我们深深觉得教育科应该是一种为执教目的而设的专业训练及为毕业生研究本国问题而设的科目,在专业训练方面,南大毕业生应该进入专业学院攻读一年或两年。至于研究方面,大可设立教育研究院。目前教育系并不能应付上举任何一方面的需要。”报告书以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据,建议教育系应予停办,教育学系的学士课程亦应予停办。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教育系的任务是不是“我们觉得”那样简单呢?目前教育系在哪一点上“不能应付上举任何一方面的需要”呢?是不是只有审委会诸公所建议的攻读一、二年的“专业学院”或是什么“教育研究院”才能“应付上举任何一方面的需要”呢?还是因为星大或马大没有教育系,南大也应该停办教育系呢?这一系列问题,报告书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事实上,南大教育系的生存价值问题,早就经过一番辩论后得到结论了。现在南大教育系主任,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系博士严元章早在1959年就反对取消教育系。严博士当时指出“有了教育系学位及其课程,绝不是南大的缺点,反而是南大的优点,由此可以造成南大的特点。”马来亚杰出的教育工作者,前马来亚全国敦师总会主席林连玉先生也说过“马来亚很需要有基本教育学问的学者发展本邦教育,因此保留南大的教育学系,作为培养教育学者的机构是应该的。”但是,那些惯于以外国角度或是其他教育源流角度看问题的人,总是带着偏见来看待南大教育系的。臭名昭著的《白里斯葛报告书》就是已经表达出和《课程审委会报告书》相类似的偏见“……以我们过去所得经验,我们必须表明我们完全主张采用一种制度,使学生于念完一些专修学科之后,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取得额外的教育文凭。我们因此主张在1959年后,教育系应该改为教育组以供给获得这种文凭的必要训练。”参照两份报告书的意见,我们不禁要问,《课程审委会报告书》是不是从白里斯葛报告书那儿得到停办教育系的灵感呢?

三、关于停办化学工程学系,课程审委会在〈关于理学院建议〉第八十节认为:“化学工程系目前的课程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既是化学工程,却没有适当的机械工场的设备来支持它。况且本国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也非常有限。我们深觉这一系最好由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因为那边已设立了其他各种应用工程的课程,因此我们建议化学工程学系应停办……”这种论据不但不成理由,而且表现出他们眼光浅短。南大化学工程系课程未趋理想,没有适当的设备,这是事实。星马目前对化学工程师的需求不大,也是事实。但是,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南大化学工程系才建立不过一年,这一点审委会诸公应不会不懂吧!对于刚诞生的新学系,课程审委会诸公对它能够如此苛求么?化学工程系课程未趋理想,没有机械工场,并不能作为停办该系的理由;给它时间,它就会一天比一天办得完善。十年来,南大未得到政府分文津贴,但是,南大从没有到有,从差变善,像神话般地创造着奇迹。这事实本身,难道不够有说服力吗?星马目前不很需求化学工程师,这也能成为停办该系的理由吗?不能的。化学工业是在发展着的,审委会诸公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看看五年、十年、二十年后化学工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南大是一个教育学府,而不是投机训练所,教育学府必须具有高瞻远瞩的精神,而不是象市侩一般,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南大化学工程系的设立,正是基于化学工业越来越重要的事实,基于我国越来越需求这方面专才的事实。不从发展去看问题,还谈什么教育呢?既然课程、设备和国家需求都不能成为停办化学工程系的理由,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点,报告书自己招供了出来,那就是“最好让马来亚大学的工学院去办”。这种建议有意堵塞南大为社会培养华文教育源流出身的化学工程师的途径,它根本违反为社会培养专才的南大创校宗旨。

总之,客观地、冷静地研究报告书关于停办化学工程系的建议,我们发现到只要他们找到一点点不成理由的理由,有三种类型的学系是要被令停办的。第一类是南大有,但水准不高的学系要停办,如现代语言学系;第二类是南大有,别人没有的学系要停办,如教育系;第三类是南大有,别人也有的学系也要停办,如化学工程系:这是《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对南大的创造性的“贡献”。

我们要指出:破坏固然比建设要容易得多,而且也方便得多,但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严肃的教育学者所有的态度。

南大同学对现语系、教育系、化工系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功能的认识和了解都远胜过王赓武。

王赓武太过热衷于政治,处处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说话,完全不在乎学术在大学里的意义。在王赓武看来,最重要的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去做,至于对南大是好是坏,对学术是好是坏,他并不在乎。

王赓武虽然标榜“历史学者”,他在提出这些建议时,完全不是学者的态度,而是个十足的政客。

(六)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系易名的问题

王赓武配合李光耀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意旨,又建议把中文系改为汉学系。这并不是仅仅改变中文系的名称问题。其背后隐藏恶毒的意图。

中国的大学,通常把中文系称为“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为“中文系”。中国的现代大学结构与制度来自西方。“中国语言文学系”与英国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学系”相应。“英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便是“英文系”。

英国大学中,有一些较有规模的,设立研究有关中国的学系,早前称为 "Sinology",现在多用 "Chinese Studies",一般译为汉学系,而不叫“中国语言文学系”。虽然汉学系中也开设有关中国语言文学的课,但都很肤浅,程度甚低,中文程度一般比中国小学毕业生还低,与中国大学中的中文系不可同日而语。

南洋大学是按照中国大学的模式设立的,而创校的宗旨是传承中国文化,所以中文系特别重要,与英国大学的汉学系大不相同。

王赓武非常了解李光耀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的意图,但又不能说出来,因而建议把中文系改为汉学系。这真是欲盖弥彰、不打自招了。南大同学非常清楚看出王赓武的意图:

《课程审委会报告书》建议把中国语言文学系改称为汉学系,所根据的理由是薄弱无力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然而,它在履行此任务时应照顾到我们社会各种需要。我们建议应该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该系学生应准备适应本国的语言条件,而且应有能力去研究一些诸如本地华人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华语与马来语言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我们希望该系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民族和睦相处方面有所贡献,在此情况下,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第六章六十四节)。

众所周知,汉学系是非华文大学为研究汉人语言、风俗及文化而设立的。它的研究对象涉及汉人各个方面的问题。南大是一间华文大学,华文大学而有汉学系,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认为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设立,丝毫没有乖离社会的需要,相反地,它既切合社会的需要,也是南大作为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民族大学的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传统,是世界语言文学重要的一支;这一门学问,是值得学生进行高深的钻研。我们不反对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中结合当地华人文化、文学和语言背景的研究。但是,我们强烈反对藉改变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名称,把学生引导到研究本地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等琐细课题上去,从而达到最终取消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课程审委会诸公完全是持着偏见来看待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该系的存在,但又无法令其停办,因此,改变其名称,进而变质该系,以配合变质南大的工作,是“汉学系”提出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报告书这种做法,是对中国语言文学系莫大的侮辱,是对南大神圣的学府的莫大侮辱,也是对星马千千万万兴办南大的社会人士的莫大侮辱。南大是一间神圣的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学系,任何企图更改名称以便降低该学术地位的卑劣行径,绝对不能得逞的。

王赓武要南大中文系改名汉学系,也正反映出他对中文系社会功能的无知。南大学生对中文系与汉学系的认知也远胜王赓武。

王赓武因为在伦敦大学汉学系读完博士学位,因而想把南大中文系改变成汉学系那样。星马中文系的学生的语文背景跟英国学生大不相同。王赓武因为自己的中文程度低,便以为中文系学生的程度不必太高,像他那样的汉学系程度就够了。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几乎全都到中学担任语文老师,程度低便无法胜任了。这一点,王赓武并不在乎。

至于他要中文系“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更是非常荒谬无知。他对开设“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的条件几乎一无所知,非常外行。他就像一生只进过一次城的乡下人,以为他的初次印象便是城市面貌的全部。

“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当然可以研究,但在研究之前,必须先具备有关“文化、文学及语言”的知识,然后才能着手研究,也就是必须先对“文化、文学及语言”有整体的基本了解,具备广泛的基本知识,然后才能研究地区性的“文化、文学及语言”。

说的更具体些,必须先具备一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知识,然后才容易着手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必须先具备一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知识,然后才容易着手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必须先具备一般语言与中国语言的知识,然后才容易着手研究马来西亚华人语言。

就以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来说,没有一般语言和中国语言的语音、语法、语词知识的人,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方言时,根本无从着手。这方面的知识,王赓武完全不懂,井底之蛙却自以为是专家。他跟李光耀一样,学得胡儿语,城头骂汉人。因为无知,所以夜郎自大。

南大学生的这份备忘录清楚分析报告书中的恶毒意图。同学的观察敏锐,分析透彻。校方在强权压力之下,对这份备忘录当然不加理会,可是后来的发展,跟同学的分析完全吻合。

当时,舆论界的批评虽然没有这份备忘录那么详尽,亦十分确切。评论的焦点都在于报告书的目的,逐步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这样的担忧,虽然为李光耀所一再否认,后来的发展却正是如此。一九七五年,李光耀正式把南洋大学改为英文大学。

王赓武在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时说,这个“责任”应该由“他们”来负。然而,这“他们”是谁呢?不就是邀请他写报告书的老朋友李光耀吗?李光耀邀请他写报告书的目的不正是如此吗?

王赓武既然不愿意为李光耀背黑锅,为什么不提出异议?

如果他觉得是被李光耀误导,或陷害,为什么不提出抗议?为什么不向全体南洋华人道歉?为什么不向南大创办人道歉?为什么不向全体南大人道歉?是不是他和李光耀“他们”的共同利益高于一切?

《南大快讯》第三期(1965年12月1日)刊登《从王邦文到易润堂》文中说:

在南大新图书馆奠基典礼上,教育部长王邦文一再强调:政府将不顾一切阻挠,决意实施王赓武报告书里的建议和计划。

王邦文是这么露骨地表明了阴谋改制南大、变质南大的蓝本。

王邦文就是联系王赓武撰写报告书的人。“王赓武报告书里的建议和计划”,就是李光耀的意旨,所以“政府将不顾一切阻挠,决意实施”。

王赓武后来一直想撇清报告书和行动党的关系,完全徒然,越描越黑。《王赓武报告书》就是“阴谋改制南大、变质南大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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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 2018年3月10日《新加坡文献馆》)



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8年3月10日首版 Created on March 10, 2018
2018年7月15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July 15,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