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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校史 第十一章
魏雅聆报告书

余山农


《第十章》 〈 〈 〈

一、背景

南洋大学从筹办的时候起,便一直遭受逼害,直到关闭。从创办到关闭,共二十余年,实就是遭受李光耀逼害的历史。

李光耀手握两把利器,《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这是他刺杀南洋大学的凶器。

表面上看来,《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是由林有福政府谋划的,实际谋划的人不可能是林有福,只能是李光耀。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英国人已经明确告诉林有福,他不是新加坡未来的领袖。英国人要的代理人是李光耀。

林有福材质平庸,没有能力谋划《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这么重大的事,英国人也不可能把这么重大的事交给林有福,风险太大。

大权在英国人手中,而英国人属意的是李光耀。这两件大事只能是由李光耀撺掇英国殖民地政府谋划的。这两把利器都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

英国人与李光耀炮制《南洋大学法令》的主要政治目的,是为了夺取控制南洋大学理事会的权力。

英国人与李光耀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的主要政治目的,是对南洋大学提出许多恶意的负面批评,并以此为借口,建议不承认南洋大学学位,为后来的逼害铺路。

一九五九年年七月廿二日,李光耀政府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第二天,七月廿三日,李光耀立刻委任魏雅聆等人组成另一个检讨委员会,撰写一份新的报告书,进一步逼害南大。

如果《白里斯葛报告书》可用,就不必撰写新的报告书,如果不可用,就应该废弃。从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到委任新的委员会撰写新的报告书,只隔一天。这是非常荒谬的事。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例子。足见李光耀何其心急,欲置南洋大学于死地。

这也可见李光耀在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之前,已经跟魏雅聆等人谈好该做些什么,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撰写一份新的报告书来逼害南洋大学。《魏雅聆报告书》绝非一份客观的教育报告书,而是政治报告书。

魏雅聆检讨委员会的任务是:检讨白里斯葛《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审定认为必要改组的范畴和程序。

李光耀之所以选中魏雅聆,是因为他略懂华文。童年在福建就读华文小学,并在华文中学读了两年才转到英文中学,再读医学院,成为医生。

魏雅聆是委员会主席,六位委员即:翁姑阿都阿芝、符气林、黄丽松、廖颂扬、连土升、史林尼哇山。其中,翁姑阿都阿芝、黄丽松、史林尼哇山是马来亚大学教师。符气林是一位会计师,廖颂扬和连土升则是《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的总编辑。

秘书是谢哲声与关世强。谢哲声是南大商学院教师,关世强则是教育部官员,李光耀的老同学,他也是白里斯葛委员会的秘书。

这些成员中,只有廖颂扬和连土升会为南大说话,其余四位委员和主席,都是偏向李光耀和马大的人,而主席的作用最为关键。他不可能说李光耀不让他说的话。

李光耀如此匆忙组织魏雅聆委员会,以改组南大,足见他将更积极制定新政策来阻碍南洋大学的发展。

南洋大学为发展华文教育而设立,但李光耀不懂华文,他完全站在英国人一边,以南洋大学为政治问题。因此,一上台就急着通过报告书来改组南大,以求控制南洋大学理事会。

魏雅聆委员会是在李光耀的指导下工作的。其报告书则是为了执行李光耀对付南洋大学的新政策而制定。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七日举行,末次会议在十一月二十日举行,前后不足四个月。第二天,十一月廿一日,完成报告书,前后仍不足四个月,非常匆忙。次年,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发布。

数十年后回看这段历史,魏雅聆委员会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三日成立当天,南洋大学的命运已尘埃落定。正如《魏雅聆报告书的时代背景》(刊于新加坡文献馆)一文中所说:

回顾新加坡教育历史,魏雅聆委员会成立的当日,也就是新加坡华文教育体系正式没落的开始。

对南洋大学而言,大学的开始时钟和大学的关闭时钟是一前一后的同步跳动计时。回顾南洋大学历史,南洋大学的最终灭亡时刻,早在1959年7月23日已经开始计时。

李光耀手中所挥舞的两把利器,《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第一次耍弄,便是在《魏雅聆报告书》中刺向南洋大学。

二、主要内容

《魏雅聆报告书》共有九章,五十八节。这份报告书的正文只是检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的改组建议。至于对《南洋大学法》的修订,则另请律师草拟,置于报告书的附录中。两者互相配合,彻底改变南大,让李光耀牢牢控制。

1、南大与马大合并

报告书第一章共四节。其中第四节最为关键,即明确说出李光耀的目的在于关闭南大:

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决定采用何种措施以便在未来的三四年间改进南大,使它能够在提倡本邦高等教育上作有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一致同意,在此期间内,应采取步骤,把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讲到这种联系的办法,最好是由包括两间大学及两地政府的代表去厘定。讲到这种联系的性质,我们的意见却不能一致:翁姑阿芝和史林尼哇山两君认为南大应早日和马大合并,其他的委员们则认为本邦有需要一间以上的大学,但以那些大学能具有马来亚意识内容为条件,而且这两间大学的联系应能达到最大的效益。然而委员会确一致认定,到了改组末期,南大该能发展为一所让来自马来亚各种中等学校的学生均能有机会受教育的大学。

这段话有两点非常重要的含义:

其一,在未来的三四年间改进南大,把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其二,南大必须招收来自马来亚各种中等学校的学生。这意思便是南大必须改为英文大学,让各种中学的学生都能入学。这结果也就是与马大合并。

魏雅聆只是李光耀的傀儡。他的报告书为李光耀定下改变南大的目标。

南大将在什么时候关闭呢?“在未来的三四年间改进南大”之后,也就是王赓武撰写报告书的时候。王赓武是李光耀的另一个傀儡。他为李光耀拟定关闭南大的步骤。

正如《魏雅聆报告书的内容》(刊于新加坡文献馆)一文中所说: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就是如何改组南大,以便和马大合并。自1959年的下半年起,南洋大学历史的脚本已经定案。因此,对人民行动党而言,关键性的问题只是如何策划与进行这一个定案。

李光耀不仅诡计多端,而且内心邪恶。他的一生都在逼害反对他的人,从未做一件善事。他的罪孽是给自己家族带来一波又一波报应的根源。

2、否定南大制度

第二章第五节,批评南大的董事会:

南大的行政是从许多当地华校的管理制度中承袭下若干特点。这种制度就是由捐助学校经常费的人士或其代表去组织董事会,它不但有权委任及辞退教职员,且有权处理学校的教育政策。诚然,学校董事会如具有高瞻远瞩和良好意识的人士,未尝不可以使那间学校达到高度的效能水准。但反过来说,由具有良好意念但却缺少教育知识的董事会来干顶学校的用人和教育政策,以致严重地阻碍了学校的进展,也并不是罕见的事情。

这段批评的话更像是李光耀说的。这完全是站在西方的管理制度来批评中国人的管理制度,以为中国人的制度不行,只有西方人的制度最好。

南大的管理制度并非从“当地华校的管理制度”中承袭下来的,而是千百年来的中国教育管理制度的累积。中国人办教育有数千年历史,从未失败,为什么?在企业经营成功的人,回馈社会,创办学校,让晚辈受教育。在古代,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进身仕途,成为国家各级领导人,为百姓父母官。此种价值观念,使中国社会政治平稳安定,人人受益。南大执委会中各成员,对教育并不外行。

那些经营企业成功的人,管理学校亦如管理企业。并非热衷权力,把权霸道,而是为确保教育成功,出钱兼且出力,凡事亲历亲为,此种制度虽有异于西方者,然管理千百年来之学校,无不成功。就以星马而论,华校所培养的学生,帮助华人企业成功发展,社会繁荣,关系密切。反过来说,华人企业的成功,恰恰足以证明华人教育的成功。

以星加坡的教育而论,历来中小学校最成功的是这两类:一是华人宗乡会馆所设立者,一是西方教会所设立者。李光耀政府所设立的中小学校,均远不及上述两类学校成功。这亦可见华人办学的传统制度,行之有效。

即现代企业,创业者亲历亲为,打下根基,使企业成功,一旦退休,交给专家管理,迅速倒闭者,所在多见。

南洋大学的执委会(即董事会),与西方大学的理事会(Council) 并无二致。南洋大学之所以能创办成功,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出色的学生,功劳最大的便是执委会诸位创校先贤。即以魏雅聆撰写报告书时而论,当时南大学生与马大学生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魏雅聆的童年,即在华人所创办的学校受教育。他对南大执委会的批评,如是为了利益而迎合李光耀,非出自其本意,那只是由于他的奴性,如出自其本意,那就只是如唐人诗中所说:“汉人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而已。

这是李光耀一生的心态。他看不起华人,看不起华人的语言,看不起华人的企业,看不起华人的教育,终其一生,夜郎自大。

南大的制度和西方大学的制度不同,就如中医与西医的不同一样。看不起中医的西医,只一句话:“不科学”,便把中医一棍打死。然西医医治不了的奇难杂症,而中医有办法者,并不少见。

魏雅聆是个西医,还写过一本比较中西医的书:《中西医学的直接比较》(Medicine, East and West, A Direct Comparison)。对其中差异不应不知道。然据西方大学制度看低南大制度,亦夜郎自大之属。

第二章第六节,亦批评南大的行政制度:

我们的见解是:一所大学的非常复杂的组织,决不是这种行政制度能办得好。一种公认的良好大学行政制度,该是包括有一个理事会(Council) 和一个教授会(Senate) 的组织,让前者有总揽计量政策的权力,让后者去负责学校事项。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是最适合于南洋大学,因此,建议立即采取步骤,按照这办法去改组行政机构。

这也还是褒西方大学的制度,而贬南大的制度。俗话说:“各处乡村各处例”。制度与法例,随时随地而不同,并无绝对的好,也无绝对的坏。

南大的执委会实际与西方大学的理事会相当,至于教授会,或译教务会,乃是管理教务的组织。南大当时虽未设教务会,但并非不理教务,而是把一般教务问题交由各系各院商议处理。各个系对自己的问题,更加了解,处理更加适当。一般教务会包括全校各院系代表,对彼此的问题,未必了解。在讨论外系问题时,往往只能坐在一旁静听不言。

魏雅聆的目的,正如《魏雅聆报告书的内容》(刊于新加坡文献馆)一文中所说:

其基本政治目的就是要解散大学现有体制与人事。新体制新人选的结果,就意味原大学体制与人事全盘改革。

这是李光耀谋求全面控制南大的重要一步。

3、以资助换取控制权

南大是华人创办的大学,帮助减轻政府的负担。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华人,政府资助华人创办的大学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李光耀却以资助南大为筹码,换取控制权。

第三章共有五节,检讨南大财政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由政府资助南大。

我们也建议政府应按照下列方法辅助南大:首先拨款补足预算不敷的数额;其次,供给助学金予家贫而学优的学生及供给奖学金予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俾他们能在当地或往海外深造。此外,政府也可以考虑拨给辅助基金,以配合公众人士的捐献数目,藉以鼓励及维持公众人士对南大的支持。……

我们经把财政条款包括在我们所拟议的修正的法令中。这些条款中最主要的,便是设立一个财政委员会去负责厘定大学的常年经费及长期发展计划而使它置于健全的财政基础之上。我们同时建议早日委任一位会计长。

这看起来是很正面的建议,资助南大,也资助南大学生,很有善意,而实则不然,背后的实际目的十分阴险。

在李光耀手中,一直以“资助”与“承认学位”为筹码,谋求换取南大的主权,控制南大。从后来事态的演变看来,这是非常阴险的计谋。

李光耀在给予资助之后,便立即从执委会手中夺走财政权,把南大的创办人和南大隔离开来,完全掌控在李光耀手中。

4、贬低南大教师

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不仅贬低南大学生的水准,更拿南大的老师来开刀,贬低南大的老师大都不合格。这不止是荒谬,更是无耻诽谤。

《魏雅聆报告书》与《白里斯葛报告书》同声同气,继续贬低南大教师。

第四章共有九节,检讨有关南大教员问题。第十七节评论南大教师的资格:

从教职员所供给的资料看来,我们发觉在南大的教授中,只有二十巴仙是获有博士学位,而在副教授中,只有十七巴仙是获有博士学位及四十巴仙是获有硕士学位。这里我们愿意一提的,就是在美国(许多南大的教师都从美国获得他们的资格)训练硕士学位,通常包含高级的课程,旨在把学生引人研究的门径。虽则在有些大学里,论文是获取学位必要的条件,但是这项工作的性质多半是学术上的练习,而不独创的研究,且多半是没有印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通常经过两年或两年以上的精密和有效的研究而获取博士学位,成了大多数英共和联合邦或美国任何大学聘请讲师或助理教授的必要资格,尤其是聘请自然或社会科学的教师更是如此。

这段话主要批评两点:

教师的素质的高低,主要在于学识,而不在于学位。南大的教师主要来自中国大学,而中国大学并不热心于高级学位。一般教师往往在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并努力研究,一步步升任教授。这些教授虽无高级学位而素质甚高。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陈思平多年后回忆陈永昌老师说:

我们物理系的理论力学陈永昌教授曾留学日本,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然而又有谁知道,燃放烟花的工作者是一位物理学界学富五车的教授为娱成千上万涌进南大贺客的纡尊就贵的杰作哩!

我以“学富五车”来形容陈教授一点也不过分,当年我有幸被派充当陈教授的兼职助教,经常出入陈教授的宿舍,他当年四十九岁,仍然孤家寡人一个,我经常浏览在他从台湾带来的十九个书橱的书籍中,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能像陈教授那样掌握这么丰富的物理学知识。

这位陈永昌教授留学日本,未必有博士学位,但“学富五车”。这样的教授对学生的影响极大,正是南大所需要的。有博士学位当然更好看些,但未必就实用。

美国大学培养研究生的制度,比英国大学的制度更加实际,让学生上课,加强基础,有助于研究工作。英国大学的高级学位未必就比美国的高。以王赓武为例子,他有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可是他的博士论文质量就非常低。

第四章廿三节对南大教师的来源也有所批评:

我们查悉,占了极大比例的教师是来自台湾。在运用华文作主要教学媒介的方法存在的时期,这种偏重的现象恐怕是免不掉的。我们在下一章里对南大运用英文为教学媒介一节,作了若干建议。当学生的英文程度一年一年进步时,较高年级的学生对于需要运用英语教学的学科应毫无困难地运用英语进修学业。况且大多数学系里使用的课本是英文原著,且它们是唯一可以获得以供研读的课本。这样一来,我们更达到一个结论,就是语文的困难毋需成为限制征聘教师的条件,而南大应从其他来源去寻求它的教师。

这段话主要批评南大教师多来自台湾,英文不佳。南大应向其他来源聘请英文较佳的教师。这完全是英文沙文主义的偏见。李光耀一生都如此傲慢,夜郎自大。

南大学生有极强的求知精神,对新知识,如饥似渴,广泛阅读参考书,并不仅仅限于读课本。这是李光耀和魏雅聆都想象不到的。

南大老师虽然来自台湾的较多,但有不少曾在西方各地大学深造,并不只是懂中文。李光耀一生都说南大学生只懂中文,不懂英文,完全是恶意的偏见。

魏雅聆建议南大聘请英国大学毕业的师资,是为日后南大与马大合并铺路。

5、贬低南大课程

第五章共九节,检讨课程课题。魏雅聆批评南大的课程有这些缺点:

(1)课程缺乏系统

魏雅聆说南大各系的课程缺乏系统:

南洋大学的课程,显示了缺乏有系统的计划。各有关课程之间的联系不够,且课程的编排,似乎颇受个人经验和偏爱的影响。……要消除这些缺点,应该从实行我们的建议,即由能干的各系主任去编排固定的课程做起。

魏雅聆是读医科的。他对各个系的课程有多少了解呢?南大采用院系制度。每个系的课程都是开学之前,由系主任整体拟定的。系主任比魏雅聆更了解该系课程的系统。

大学各系所开设课程,与各系老师的研究方向往往有密切关系,也因此成为该系课程的特色。这在西方大学十分普遍。绝没有如何两个大学的两个相同的系,例如物理学系,所开设的课程完全一样,也绝没有两个医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完全一样。至于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 所开设的课程就更是各有各的特色了。魏雅聆对此一无所知。他显然以马大的课程为标准,先入为主,孤陋寡闻。

魏雅聆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批评南大课程,并非见仁见智,而是政治偏见,强不知以为知。

(2)学分制造成混乱

南大采用学分制。这是美国大学的制度,魏雅聆不满意。他只推荐英国大学制度。

魏雅聆对学分制有两点批评:

南洋大学采用的学分制,是跟随中国大学的制度,而后者又是仿照美国的制度。……南大目前一年分作两学期,一个学生除了主要必修科外,无需在特定一年内修毕所有学科以便升级。其实,他可以在以后数年内,补足所缺学分。根据这办法,我们查悉有些学生虽在最后一年班里,仍需完成他们第一年的一门或两门功课。

分配给一年级学生的学分数目显示过多而不相称。这样一来,不但加重了第一年级学生不合理的负担,而且使有些学生原应在最后一年多习几门功课,结果反而少修。学科科目方面的分门别类,亦显得过份的细致,致使学生模糊于细节中而未能清楚地把握着在广大范围上的基本概念。所以,我们认为首先要把第一年级的必修学分数目减少,其次应把必修学科重新调整,以便编成较少的科目而又涉及更广大的范围。

魏雅聆对学分制显然并不熟悉。他只顾李光耀给他的任务,要南大采用英国制,以致他的批评全是误解或不解。

学分制的优点是,让学生可以灵活选课,无须每年都得修完全部科目,也可以多选一些科目。学生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在一年级缺修的科目,可以在以后三年中补修。这是学分制的优点,不是缺点。魏雅聆显然不懂。

南大各系,各年级的科目安排并不完全一致,也无须完全一致。通常一年级多通论科目,较容易学习,可以多一两科,越上去的科目越艰深。四年级的科目通常较难,所以比一年级的科目少是很合理的安排。

南大采用专系制度,即除了选修的外系科目之外,四年都主要修读同一个系的各个科目。因此,所修读的科目不仅比马大的多,而且深入,有些科目自然较为细致。这样的制度在于培养专才。

马大虽然是英国制,但学科安排又异于英国大学。马大采用“三二一”制度,即一年级读三个科目的课,二年级两个,三年级一个。例如:一年级历史、地理、英文,二年级历史、英文,三年级历史。这样的安排难于培养专才。大概当初创办时是为了培养公务员的缘故。

王赓武在马大时,一年级就读英国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三个科目的课程(实际是三个系的课程),二年级减少一个科目,三年级专读历史。英国大学一般都是专系制课程,与马大的课程设计不同。有时把两个相关科目合成一个课程,例如牛津大学有“考古与人类学”、“数学与电脑”、“现代语言与语言学”等,偶尔也有三个科目合成一个课程的,如“哲学、政治与经济”,这个课程主要是为培养政治人物而设。

王赓武出身英文学校,不像南洋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那样,四年都专修历史,对中国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

他的中文基础薄弱,中国历史的基础更加薄弱。可是他到伦敦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时,博士论文却写中国古代史专题。中国古代史的资料繁多,而且全是古文,他根本就难于看懂,更别说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他的博士论文,完全不像样(详见《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香港大学采用英国专系制,香港中文大学采用美国学分制。英国人在一九九七年撤出香港之前,要中文大学改用三年英国制。中文大学不愿意,但面对财政压力,于是让学生灵活在三年内修满学分而毕业,满足三年制的要求。这就是学分制的优点。魏雅聆显然不知道。他只记得李光耀要他改变南大学制的意旨,胡乱批评。

(3)语文科太重

南大一年级学生,全校修读中文与英文两个科目。这是中国大学的惯例。魏雅聆对此很不满意,有两点批评:

拟议减少第一年级的学分可从语文科的十六学分——英文及中文各八学分——着手。我们认为语文科的学分的确太多。我们的见解是:一个学生打算进入大学之前,他应具有足够的大学所应用的教学媒介语文的程度,以便进修其课程。训练精通语文的目标,不应在大学课程里占了一重要部份。因此,我们建议应把第一年级的十六个语文必修学分减为八学分。

上文已经提过,南大大多数学科的课本和参考书是应用英文本,而事实上这些课本是唯一可以获得供应的课本。可是我们发觉第一年级甚至以后的几年级的一般英文水准尚不足够,以致大多数学生不曾具有容易了解标准课本及参考资料的能力。由于学生的英文程度不够,他们在大学攻读期间的作业便受了阻碍。解决这问题的关键,全靠提高入学时的英文程度。

进入南大的华校学生,华文都不成问题,但一年级仍然必修中文一科,所读主要是古典篇章,提高学生欣赏古典文学的能力,并从中了解传统文化。

华校学生的英文能力较弱,所以一年级必修英文科,借以提高英文程度。这不仅有助于一般英文的表达能力,也有助于对专业科目课本的了解。

这两个语文科目的安排都很好,根本不须减少,而且不宜减少。南大的课程安排中,除了必修科目,还可以选修外系科目。这语文科可以看成此类选修科目,只是为了提高语文程度而全校必修,也可以看成通识科目。

魏雅聆显然不了解这两个科目的意义,而提议减少。到了王赓武写报告书时,就干脆取消了。这种做法都是以自己的偏见强加于人。

南大理学院学生读英文课本时,没有多大困难,主要是因为科目内容在中学时已有基本了解。

商学院学生困难较大些,因为中学时少接触有关知识。

课本内容的困难主要在于所用名词(即术语)不熟悉的缘故。这是技术问题。凡是技术问题,只要多接触学习便能掌握。一年级熟悉这些术语之后,再上去便困难越来越小。毕业后到外国大学深造也就没有多大困难。

魏雅聆建议提高入学英文程度,并不实际,还不如南大原来的安排。

魏雅聆的建议显然有政治目的。提高英文的入学程度,与马大的入学程度相同,目的是为了方便日后合并。

王赓武把语文课程取消了,则是为了塑造南大学生不懂英文及南大是单一华文大学的形象,以为攻击的借口。

6、华校学生太多

第七章有关南大学生的来源,魏雅聆有一重要建议:

目前南洋大学有1千7百名学生,……这些学生中,估计来自联合邦的超过了50巴仙。……

超过90巴仙的南大学生人数乃是来自华文中学。学校在南大发展的初期,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其实南大的分界也就是为了适应来自这些学校的学生进修高等教育的需要。可是我们认为南大的宗旨,应该是使来自中等教育各源流的学生,都可能进入南大受教育。只有这样,南大才能完成真正马来亚化的大学的使命。

这两段话都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写的。

魏雅聆写的不是教育报告书,而是政治报告书。

7、不承认南大学位

《南洋大学法》通过之后,按照英国大学惯例,南大已是一家受大学法规范的大学,具有与其它大学同等的地位,学位也就自然得到承认。根本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南洋大学法》是依据《马来亚大学法》制定的。同样的法令规范,马来亚大学得到承认,南洋大学不得到承认,这纯出于恶毒的政治意图,无关学术水准。

李光耀从来都不愿意让南大得到这样受承认的待遇。他一直以“学位承认”为筹码,换取对南大的控制权。这就造成后来的种种争议。

魏雅聆在第七章四八节说:

关于南大毕业生的就业前途,不少人持有一种印象,以为南洋大学法令含有承认南大所授予的学位和其他大学进入政府服务的资格相等。我们曾经从政府方面得知这事情是不确实的。目前南洋大学所给予的训练水准在许多方面是不够的。可是,我们以为经挑选过的南大毕业生应被准许进入政府机关试用,担任那些受承认学位毕业生有资格担任的职位。接着便由公务员委员会对个别试用人员作个别的评定。翁姑阿芝,符先生,黄博士及史尼哇山医生对此要作明白的申明,就是这项建议不应被解作目前南大所授学位,是跟新加坡政府接受被承认的学位相等。

这段话中,有两句特别重要:“目前南洋大学所给予的训练水准在许多方面是不够的。”“这项建议不应被解作目前南大所授学位,是跟新加坡政府接受被承认的学位相等。”

第一句话是李光耀一生都在说的。魏雅聆显然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旨来写报告书,以南大的课程制度与马大的不一样为借口而信口开河宣判,显示对待南大毕业生的偏见。南大毕业生就因此而备受歧视。

《南洋大学法》是殖民地政府制定的。按照英国大学惯例,大学法赋予大学合法地位,其学位也就自然得到承认。《南洋大学法》是法律,解释法律的权利在法庭,不在政府。政府的解释是政治的解释,带有偏见,不可能中立,也不合惯例。魏雅聆却是“从政府方面得知”对《南洋大学法》的解释。这政府即李光耀政府,其解释也就是李光耀一个人的解释。李光耀一生都在玩弄法律,操纵法律。他对法律的解释,是对法律的亵渎,非常无耻。

正如《魏雅聆报告书的内容》(刊于新加坡文献馆)一文中所说:

报告书再次肯定,不承认也不给于南洋大学毕业生与其他大学同等资格与同等就业机会。这也无非是以承认大学文凭与同等就业前途要挟大学理事会就范。

魏雅聆报告书从头到尾都是在为李光耀的政治意图服务。

8、修改南洋大学法

报告书第八章共有八节,检讨修正《南洋大学法》。这是报告书最重要部份,显示出报告书的政治目的。第八章五十节说:

南洋大学法令于1958年11月5日在新加坡立法议院提出。议院于1959年3月4日通过而于同月16日由总督批准。法令于1959年5月27日政府宪报通告后实施。

魏雅聆写报告书时,法令刚实施不久。为什么刚实施不久的法令立即需要修订?因为南洋大学不是政府设立的,不受政府控制。因为不受政府控制,所以李光耀不愿意承认。为了控制南大,必须修订《南洋大学法》,而最主要的修订在于理事会的组成。

南洋大学是由星马华人创办的。领导大学的是执行委员会,由新加坡及联合邦各州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即理事会。

《南洋大学法》第十九条规定理事会理事之任命办法:

理事会理事除校长外,依下列办法任命之:
(a)由新加坡部长会议选派三人;
(b)由居於星马两地之本大学会员自行选派二十人,其中最少一名应为新加坡居民,而马来亚联合邦,每一邦居民最少有一名为理事,俾星马各邦皆有一代表;
(c)由校务委员会自行选派二人;
(d)由毕业生同学会自行选派其为本大学会员者二人。

这个规定还能照顾到星马两地代表。魏雅聆报告书第八章五四节说:

我们认为理事会应从评议会、教授会、政府与毕业生同学会各选出不等数目的代表来组成。我们规定校长,依照理事会的提荐,有权委派不超过四名的理事会委员。由于事实上南大毕业生同学会要到1960年才能成立,我们不认为它应该立即选出四名代表参加理事会。所以我们规定毕业生同学会在1960年中应选出代表一名,1961年选出二名,1962年选出三名,作为过渡时期的办法。理事会因而造成委员人数不足的情形,可以授权校长于1960年委派七名,1961年委派六名,1962年委派五名委员来补足,这样一来,到了1963年,理事会便有足额的委员以充份实施该法令。在头一年,校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委派他自己指定的人,因为依我们看来,此时理事会尚未克产生,可是在第二年以后,他将受理事会的指导。我们所以让校长委派若干名理事会委员,其目的无非想加上若干专家以达成平衡,因这些专家可能是理事会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不可或缺的人物。

这段话对南大后来的改变非常关键,包含这几个重点:

《南洋大学法》是在一九五八年拟定的。魏雅聆却认为这法令过时了,必须修订。他在第五十一节说:

许多法令中的缺点乃由于南大在特殊情形下建立并于1953年按照有限公司组织而产生的。拟用立法手续来使南大成为法人的措施是二年前的事情。这个法令似乎曾经企图把南大公司章程和一个特别用来组织一所大学的法令之间的罅隙弥补起来。但此项意图并没有完全成功。

这显然只是个无中生有的借口。《南洋大学法》是以《马来亚大学法》为蓝本拟定的。其目的是规范管制南洋大学,不是为了弥补什么罅隙。

《南洋大学法》的第十八和十九节清楚列明大学理事会的组成与任命方式。魏雅聆奉李光耀之命修订的主要就是这两节内容,以便由李光耀委派的代表取代马来亚各州代表。魏雅聆口中的“罅隙”,说白了,就是马来亚各州代表。把各州代表排除在外,是魏雅聆修订《南洋大学法》的目的。

魏雅聆在第五十六节说:

我们假定,一俟我们建议的修正南洋大学法令被接纳,南洋大学有限公司自然没有继续存在的需要,该公司将会尽速地结束。

这段话并无多大意义。《南洋大学法》第三十节规定:

(l)本法第二附件所载之南洋大学章程实施至依照本条文办法取消或修正为止。

(2)理事会得随时取消或修正该章程或其任何部份。

《南洋大学章程》放在《南洋大学法》的第二附录中。这《南洋大学章程》是修改原来的《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章程》制定而成。显而易见,《南洋大学法》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廿七日实施之后,已经取代了原来的《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章程》,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也就不复存在了。魏雅聆修订《南洋大学法》,只是为了让李光耀控制南洋大学理事会,不是为了取消已经不存在的南洋大学有限公司。

修订《南洋大学法》条文的实际工作也并不是由魏雅聆委员会来做,而是由李光耀委任“有资格的法律起草人”去做。李光耀在背后操纵魏雅聆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魏雅聆在第五十七节说:

为使南洋大学能在修正的法令实施之前进行改组,我们建议代理副校长应立刻采取步骤组织一个临时理事会。这事最好是先和教育部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磋商。这个临时与理事会一经成立,南大执行委员会与行政委员会应把它们所有权力移转给临时理事会,然后自行解散。其后临时理事会应设立老师遴选委员会并组织临时理事会。等到修正法令实施后,这些临时机构均应停止活动,因为这时正式组织的各机构均已次第成立了。

这段话是在替李光耀安排控制南洋大学的步骤:

这样的安排,既违背了南洋大学创办时的宗旨,也违背了《南洋大学法》的宗旨。修正法令实施后,李光耀成为南洋大学的主人,创办人必须让开一旁。魏雅聆在第五十二节说:

我们承认南洋大学,一如任何具有良好水准的大学一样,本质上是一间供给公众需要而值得大众支持的大学。为了这个原因,由公众人士参与及指示南大,不但需要而且必要。

南洋大学创办人此后只有一点意义,就是继续给李光耀捐钱。

魏雅聆所说的“我们承认南洋大学,一如任何具有良好水准的大学一样。”“我们”是指魏雅聆委员会各委员吗?既然“承认南洋大学,一如任何具有良好水准的大学一样”,为什么不建议李光耀政府承认南大学位?

为什么在第四十八节明明白白说:“目前南洋大学所给予的训练水准在许多方面是不够的。”

魏雅聆的“承认”是误导性的空话,显然是为了骗取南大创办人给李光耀捐钱而说假话,用意不善。

正如《魏雅聆报告书的内容》(刊于新加坡文献馆)一文中所说: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修正法令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以《马来亚大学法令》来约束南洋大学。保留公众捐款可以减少政府负担。建议对外开放与聘请专家等,就是要让政府委派人员重组大学,更重要的是,在修正法令下,新单位可以合法的来接管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所有全部的校产。

第9章是最后的第58节,是改组南洋大学的程序作业表,里边共有18项作业行动。

由此可见,《魏雅聆报告书》无视由陈六使领导的南洋大学理事会的存在,已经单方面的着手,通过对《南洋大学法令》的修正建议来接管南洋大学。

人民行动党对南洋大学的企图,与相关的策略以及行动方案,已经跃然纸上,再明显不过了。

魏雅聆在利益面前,甘当李光耀的傀儡。

三、政治意图

《魏雅聆报告书》发布后,令华文教育界担忧与愤怒。这份报告书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帮助李光耀和英国人摧毁南洋大学,因为南洋大学是华文教育的堡垒和灯塔。摧毁南洋大学便可以摧毁整个华文教育。正如《魏雅聆报告书的政治内涵》(刊于新加坡文献馆)文中所说:

《魏雅聆报告书》在4个月时间内,于1959年11月21日完成,在1960年2月9日发表。报告书附录内的《1959南洋大学修正法令》是由专业法令撰稿人撰写。由此可见,编写报告书必然是与撰写修正法令同步进行。因此,是由报告书的建议,从而导至对法令进行修正的先后因果关系是很值得怀疑的。

相反的,《魏雅聆报告书》有本身的政治目的:摧毁南洋大学的本质,而修正法令的效用,也就是要确保政府可以通过合法权力来完成这个政治目的。这两份文件有密切的关联,相互依附。

《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都隐藏着反华人意识的政治议程,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看南洋大学。两份报告书都是从根本上无视,或者忽略南洋大学所处的客观环境。所以其所达至的调查结论,是由政治偏见所左右,并不是客观的评估。……

《魏雅聆报告书》是为李光耀新政府的政策而写的。从根本上反映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南洋大学的基本观点:南洋大学不可以成为华文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事实上,南洋大学历史就在围绕着这一个中心主题而演化。

魏雅聆是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大的卒子。他为了帮助李光耀达到政治目的而撰写报告书,则是为虎作伥。

(一)一法二书的主要目的

《南洋大学法》和《白里斯葛报告书》同是英国人炮制的毒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用来毒杀南大,两者同时施用。

李光耀上台之后,又在《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基础上,炮制《魏雅聆报告书》,置南洋大学于死地。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主要目的是:贬低南洋大学学位的学术水准,从而否定南洋大学的学位价值。《白里斯葛报告书》与《巴恩报告书》的意图相同,通过打击华文教育,破坏华文教育的整个体系,同化华人。《魏雅聆报告书》则加强《白里斯葛报告书》的破坏力量,加速南洋大学的死亡。

《南洋大学法》实施后,按照英国大学惯例,南洋大学已得到大学法人地位,南大所颁发的学位理应得到政府承认,可是《白里斯葛报告书》却建议政府不承认。这违反了大学法令的惯例。为什么会有如此荒谬的事?这是为了方便李光耀继续攻击南大。李光耀是真正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幕后黑手。《白里斯葛报告书》是为方便他的施用而制定的。

《南洋大学法》与《白里斯葛报告书》都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让他可以用“承认学位”与“资助”为筹码,控制南大,扼杀南大的发展,使南大面对十分恶劣的生存环境,并导致南大学生挺身而出,捍卫南大的生存权,因而遭受李光耀的残暴逼害。

(二)一法二书密切配合

《南洋大学法令》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廿七日实施。一个星期之后,李光耀正式登台,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从此掌握南洋大学的生死权。

一个半月后,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二日,李光耀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第二天,七月廿三日,李光耀立刻委任魏雅聆等人组成另一个委员会,撰写一份新的报告书,检讨《白里斯葛报告书》。所谓检讨,实就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调整《白里斯葛报告书》中的建议,并修订《南洋大学法令》,付诸实行,以便控制南大。

从一九五九年五月廿七日至七月廿三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可以清楚看出,《南洋大学法令》、《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三者密切配合,都是为李光耀量身定做的利器,用来刺杀南洋大学。

《魏雅聆报告书》是为李光耀控制南大的政治目的而写的。

殖民地政府对待华人的态度纯出于政治偏见。华人奉公守法,经商纳税,可是华人办的学校,政府不仅不支持,还百般刁难,让华人教育自生自灭。这还不算,更横加逼害。

华人奋力筹办南洋大学的原因便是为了抗拒英国人的同化政策。南洋大学体现了华人的教育事业,也从中可以看出华人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就这一点说,南洋大学也体现了华人的政治,是华人政治历史的一部分。

英国人与李光耀政权对南洋大学的种种逼害,也正是以南洋大学为政治目标。由此产生的有关南洋大学的问题,便都是政治问题。在李光耀的眼中,教育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南洋大学更是如此。

李光耀千方百计打击南洋大学,是政治问题,承认南洋大学学位,也是政治问题。最后关闭南洋大学,更是政治问题。

回顾南洋大学的历史,从开始到结束,实际就是李光耀对南洋大学施以政治打击的历史。

四、反华人与反华文

(一)历史根源

任何一个华人都不会反华人与反华文,除非他被外人收买。

英国人反华人与反华文,是为了维护手中的政权,怕被华人抢走。

李光耀反华人与反华文,也是为了维护手中的政权,怕被华人抢走。他的家族,从祖父的时候开始,已经被英国人所同化,成为英国皇民。家族的语言、文化、价值观,都同于英国人,而不同于华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他站在英国人一边,敌视华人。他敌视南洋大学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李光耀敌视华人与华人教育,并非在他上台执政之后才开始。在他上台之前,已经与英国人相勾结,排斥受华文教育者。他对南大的态度,从头到尾都非常一致,从未改变。

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李光耀上台执政时,委任他的妻子柯玉枝的姐夫杨玉麟为教育部长,目的是用自己人来逼害华文教育。

杨玉麟是莱佛士书院初中部毕业生。在当教育部长之前,是李光前的华侨保险公司职员,既没有管理企业的经验,也没有管理学校的经验。他之所以能担任教育部长,只是因为他是李光耀的连襟,靠裙带关系当高官。李光耀一生标榜“任人唯贤”,只是说好听的话,从未实行。他死后情况更是不堪。

一九五九年年七月廿二日,李光耀政府正式发布《白里斯葛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撰写的过程十分荒谬,内容更加荒谬。要是李光耀和这份报告书无关,他不会重视这样荒谬的报告书。事实是,他非常重视。

第二天,七月廿三日,李光耀立刻委任魏雅聆等人组成另一个检讨委员会,撰写一份新的报告书。他如此火急撰写另一份报告书,只不过是为了以报告书为口实,逼害南大。他后来炮制的报告书都是为了更进一步逼害南大。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一日,在李光耀上台执政后半年,《魏雅聆报告书》完成。正式成为李光耀手中的武器。

(二)杨玉麟代表李光耀捏造证据诬蔑南大

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魏雅聆报告书》正式发布。第二天,二月十日,李光耀的连襟杨玉麟代表李光耀在立法院发表政策演说,接受报告书对南洋大学的负面建议。这是很自然的。这份报告书本来就是李光耀授意魏雅聆写的,为李光耀量身定做。他当然接受。

杨玉麟在演词开头说: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去年七月当我公布这些人士被委任为检讨委员会委员的时候,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赞扬。

为什么当时各方都赞扬,而报告书发布之后,各方谴责?理由很简单。起初华教界并不知道魏雅聆并不公正。魏雅聆童年在福建读小学,略懂华文,大家很自然的以为他会说公道话,没人想到他只是李光耀的一枚卒子,为李光耀的政权服务。到报告书发布之后大家才清醒过来。这份报告书已成为李光耀刺杀南大的利器。没人想像得到,李光耀比英国人更加凶残。

这一类报告书委员会,最重要的不是其中有哪些委员,而是主席。只要掌权者在背后操控主席,再加上穿针引线的秘书,就会按照掌权者的意旨去写报告书。李光耀逼害南大的四份报告书,便都是如此炮制的。

杨玉麟在演说中,并没有具体说到南洋大学所面对的实质问题。他传达的纯为政治偏见,对南洋大学当时所面对的客观环境,一字不提。以下是杨玉麟对南大的几点恶毒批评:

1、南洋大学没有委派校外考试官

杨玉麟遵照李光耀的指示,指责南大第一届毕业生没有水准:

我们应该非常遗憾地指出,南洋大学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步骤来维持它的学术水准,这次它在1959年12月为第一批毕业生面举行的毕业考试,并没有实行“校外考试制度”,而这个制度却是南大行政委员会在1956年7月3日所通过的南洋大学学则里所规定的。学则第28条第5项规定:

“毕业考试:于学生修业期满时,由本大学聘请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主持之,毕业考试科目范围为各系所定之主要专门科目,及毕业论文一篇。其标准由考试委员会定之。”

据我们所知,南大并没有委任校外考官,并且根据报章的报导,而报章是我们有关这一方面的唯一消息来源,南大设立了一个三人的考试委员会来主持这次的考试,第一位是行政委员会的委员,现在做了副校长;第二位是行政委员会的秘书长,再过几天,他就要辞职。第三位是教务长,他已经辞去了南大的职位,回去香港。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南大的第一批毕业生,是在没有履行南大自己所制订的考试规则的规定的情形下毕业出来的。

南大学则中所说的“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其组织和职责为何,未见说明。单就学则的字面了解,跟杨玉麟所说的“校外考官”,不是一回事。杨玉麟显然不了解大学的考试制度。

大学所有的科目考试都由任课老师实行,不假手他人。学生考试成绩如何,全由老师决定,其他人不得干预。这是因为科目实际的教学内容,只有任课老师最清楚。怎么考,也只能由任课老师决定。

至于“校外考官”,这是英国一般大学的制度。其实行方式是:每一个系都聘请一位其他大学的资深老师为“校外考官”,在毕业班考试时,由本系选取一两个科目的考卷,让校外考官抽样审查。主要是评审考生的答案水准,是否与其他大学的相仿,并提意见。这种“校外考官”与“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根本是两回事,杨玉麟却混为一谈。

这样的制度,一般都只是形式而已,增加大学对自己的信心,但对实际教学并无多大帮助。

美国大学就不采用这样的制度。大学自信所教出来的学生,达到一般大学的水准。

南洋大学采用美国制,所以不设英国大学的“校外考官”制度。

杨玉麟对大学考试制度显然一无所知。他把南大学则中所说的“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当成英国大学的“校外考官”制度,而对南大考试恶意指责。

无论是“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还是“校外考官”,都跟考试的实际内容无关,只是在考完试之后就考生的答卷评议,对未来的考试或有帮助,对应届毕业生的学术水准,毫无帮助,对大学整体的学术水准也无帮助。

在南大第一批学生毕业时,考试委员会已完成考试的行政工作。杨玉麟显然对大学的考试与行政一无所知。李光耀也显然一无所知,所以才让杨玉麟在立法议会里信口开河,恶意诽谤。

以杨玉麟的教育程度,他不会知道英国大学的“校外考官”制度,必定是别人教他这么说的。这个人当就是李光耀。杨玉麟是李光耀妻子的姐夫。李光耀委任杨玉麟为教育部长,纯粹是以自家人来打击华文教育。

南大学则所说的由“校内外专家教授组织考试委员会主持之”,当是负责有关考试的行政事宜,不可能取代或审查任课老师的考试工作。

杨玉麟不懂装懂,冒充内行,狂妄下评语,十分嚣张恶毒。段末所说:“南大的第一批毕业生,是在没有履行南大自己所制订的考试规则的规定的情形下毕业出来的。”完全不符事实,必定是李光耀教他说的毒话。

2、南大第一届毕业考试马虎

杨玉麟又指责南大第一届毕业考试马虎:

除此之外,直到现在,南大对于参加毕业考试的471名学生,而从中毕业出来的437名学生的名表,从来没有作正式的公布。因此,外面的人对于谁毕业,谁没有毕业完全蒙在鼓里。同时,毕业生去找工作的时候,这种情形也使雇主感到莫名其妙。我的部门可以说是雇用南大毕业生最多的一个部门。可是,即使是我的部门,也没有收到一分毕业生的正式名表:我们所收到的只是一分油印的1959年最后学年学生的名表,用蓝铅笔把算是不及格的学生名字删去。

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一间大学允许这么大的百分率(超过92%)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及格。还有一点不平常的现象就是,及格的学生并没有等级之分;成绩好的学生跟成绩坏的学生完全混在一起,因而受到惩罚。南大当局这样处理毕业考试,对于那些历年来节衣缩食,供给他们的儿女到南大受高级教育的家长们来说,的确是一种严重的打击。

杨玉麟的这番话,不仅无知,而且歪曲事实,纯为恶毒攻击。

南大为第一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颁发文凭,不可能没有毕业生名单。李光耀和杨玉麟的教育部,敌视南大,不愿与南大来往。如要名单,只需一通电话便能办到,而杨玉麟却不愿意这么做,反而恶人先告状,指责南大没有毕业生名单,十分幼稚。

英国大学习惯把毕业生分等级,美国大学不用这样的制度。南大采用美国大学制度,也不分等级。杨玉麟对此一无所知,反而指责南大,不仅幼稚,而且恶毒。

他既无凭据,又对大学事务无知,却指责南大:“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一间大学允许这么大的百分率(超过92%)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及格。”

这全是无中生有,故意诬蔑。南大的三个学院中,文学院的淘汰率较低,理学院最高。根据《南大创校十年特刊》中的资料,数学系与生物系,第一届至第七届的毕业率如下:

数学系:

第一届1959年:是届原注册人数:36人;毕业人数:11人。毕业率:30.56%
第二届1960年:是届原注册人数:21人;毕业人数:11人。毕业率:52.38%
第三届1961年:是届原注册人数:45人;毕业人数:16人。毕业率:35.56%
第四届1962年:是届原注册人数:22人;毕业人数:21人。毕业率:95.45%
第五届1963年:是届原注册人数:55人;毕业人数:26人。毕业率:47.27%
第六届1964年:是届原注册人数:30人;毕业人数:23人。毕业率:76.67%
第七届1965年:是届原注册人数:66人;毕业人数:29人。毕业率:43.94%

生物系:

第一届1959年:是届原注册人数:17人;毕业人数:11人。毕业率:64.70%
第二届1960年:是届原注册人数:17人;毕业人数:13人。毕业率:76.47%
第三届1961年:是届原注册人数:41人;毕业人数:33人。毕业率:80.48%
第四届1962年:是届原注册人数:60人;毕业人数:39人。毕业率:65.00%
第五届1963年:是届原注册人数:68人;毕业人数:47人。毕业率:69.11%
第六届1964年:是届原注册人数:72人;毕业人数:43人。毕业率:59.72%
第七届1965年:是届原注册人数:74人;毕业人数:54人。毕业率:72.97%

以上所列,数学系第一届的毕业率最低,只有30.56%;第四届人数少,毕业率最高,达95.45%;生物系第六届毕业率最低,59.72%;第三届最高,80.48%;其余各届都在60%上下。

杨玉麟所说的“百分率(超过92%)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及格”完全是恶毒捏造的证据,非常无耻。李光耀一生以恶意诽谤来对付反对者。他一生所说的谎言罄竹难书。

3、商人不懂办学

杨玉麟根据魏雅聆报告书的说法,商人不懂办学:

检讨委员会已经找到了问题的核心,它说“南大的行政是从许多当地华校的管理制度中承袭下若干特点,这种制度就是由捐助学校经常费的人士或其代表去组织董事会,它不但有权委任及辞退教职员,且有权处理学校的教育政策。诚然,学校董事会如具有高瞻远瞩和良好意识的人士,未尝不可以使那间学校达到高度的效能水准。但反过来说,由具有良好的意念但却缺少教育知识的董事会来干预学校的用人和教育政策,以致严重阻碍了学校的进展,也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检讨报告书很清楚一指出,南洋大学有些事情基本上是错了。南大创办人的理想是令人敬佩的。他们要设立一所大学来供给华文中学生对高级教育的需要,而对于这一点需要,当时殖民地政府完全置之不理。不过,在走向他们的目标的时候,这些成了董事会委员的创办人,却面对着许多有关一间大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商业和贸易的经验所能提供答案的。

如果前政府对于问题的看法是现实的话,那么在南大创办后不久,他们就应该立即警告南大,指出由一般对高级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来操纵南大所能产生的危险。如果前政府是比较肯负责任的话,南大就不致有今天的不幸。

杨玉麟看到检讨委员会这段话,如获至宝,尽情发挥。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南大的创办人都是商人。商人只会做生意,不懂办教育。

杨玉麟这样的说法,完全不符合星马华文教育的历史。

华人无论到何处,都组织同乡会,办学校。单就星马而论,华人办学的历史,超过百年。正由于百年来所累积的经验,华文学校十分成功,所教育出来的学生,成为星马最成功的商人。这些办学的商人之中,包括陈嘉庚和陈六使。华人所创办的学校,不仅是小学和中学,还有大学,在南洋大学之前的厦门大学便是星马华人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

跟这类似的例子,便是西方传教会所设立的教会学校。李光耀所创办的学校,无一所能取得类似于华人同乡会和西方教会所创办学校的成就。

南大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商人不会办学,而是英国人和李光耀加于南大以及华文教育整体的政治逼害。

创办南大的商人,在民族教育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政府的税收,主要就来自华人商家。商家办学,减轻政府的负担,可是政府不仅不资助华人办教育,还千方百计迫害华人的教育。英国人如此,李光耀更是如此,变本加厉,凶残无比。

华人办学,需要资金。政府既不愿意资助,华人只能靠自己。商家为办学而筹募资金,乃是自救的办法。倘若政府愿意资助,则商家自可不必辛苦筹款。杨玉麟和李光耀不仅不知反省,还把华人办学的困难,归咎于学校董事会,其居心十分邪恶。

杨玉麟说,政府将在财政上支持南大,让南大教师与马大教师得到平等待遇的说法,始终只是一个美丽的政治谎言。

4、对南大秘书长人身攻击

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对南大的行政大加攻击,尤以潘国渠先生为攻击重点。这主要原因是,当初南大创办时,受林语堂事件影响十分严重。殖民地政府很希望南大办不成。南大多得潘国渠先生奋力挽回,终于走上正轨。这是殖民地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借报告书攻击他,并褫夺他的公民权。这件事和李光耀必定有干系。他上台之后,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对南大行政仍强烈批评。杨玉麟更借机大肆攻击。他是代表李光耀讲话。

南大在成立后的四年来,受了许多打击,可是没有一个打击比缺少专家的计划和咨询更严重。一群精明的商人很热情地开办了这所大学,可是一间大学是一个求学和研究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用来做生意的场所。能使生意成功的方法,不一定适合用来管理一间学府。在一间大学里,一般政策跟学术政策之间必须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后者必须掌握有学术售货员的手中。在南洋大学里,我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位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竟置身在所有的学术委员会里面,而且还是毕业考试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

杨玉麟所讲的这些话,都见于《白里斯葛报告书》。这也可知,杨玉麟所说的话是李光耀授意的,《白里斯葛报告书》中的评议,也是李光耀授意的,他脱不了干系。杨玉麟不可能讲李光耀不要他讲的话。

潘国渠先生生于新旧交替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那个年代,读大学的人不多。中国全国大学也为数不多。他只在家乡福建泉州读培元中学毕业。

潘国渠先生生于书香世家,受传统诗书教育。虽然没上过大学,靠自己努力,非常有学问。少年时代就头角峥嵘。一九二八年,十七岁时,参加中国“全国拒毒论文比赛”荣获第一名。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为主任评选,尚有生于槟城的伍连德医生等。早年多写白话诗,青年致力于古典诗词。新旧体诗均擅长,亦精于书法。

一九三〇年,十九岁,南来新加坡,得李光前、陈嘉庚、陈六使等所器重,先任《叻报》编辑,后在新加坡华侨中学、道南学校、麻坡中华中学执教,并担任中华中学校长。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联合南洋各地侨民组织筹赈难民总机构,陈嘉庚出任主席,潘国渠先生为主任秘书,展现组织能力与魄力。

一九四〇年,南洋各地区推派代表组织中国慰劳团,由潘国渠先生任团长,时年廿九岁。随后辗转在重庆、上海、四川、香港等地,从事金融工商业。

一九四九年,三十八岁,回返新加坡从商。前此在商界与教育界的经历,让他有极强的应对世变能力与领导能力。

潘国渠先生与陈六使先生有个共同点,虽未上过大学,而对大学事务并不陌生。一九五三年,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南大时,潘国渠先生是筹备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一九五五年,林语堂事件之后,陈六使先生委以重任,当南洋大学秘书长,时年四十四岁。当时,南大在遭受林语堂破坏之后,次年即将开学,十分紧急,陈六使先生与黄奕欢先生都寄望他帮助南大发展,走上正轨。

南洋大学的秘书长纯为行政职位。以潘国渠先生在商业与教育行政两方面的经验,担任秘书长的工作,并无不妥,而他的实际工作,非常出色,并不如杨玉麟所鄙薄的“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反观杨玉麟,对教育毫无经验只是因为他是李光耀妻子的姐夫,靠裙带关系上位,当教育部长。他对教育行政确实“毫不熟悉”。

秘书长在“学术委员会”与“毕业考试委员会”中的工作,均为行政,并无不妥。大学学术研究是教师的事,考试亦是教师的事。这两个委员会都只是处理有关的行政事务。杨玉麟对大学行政十分外行,却自以为在靠裙带关系当教育部长后,就真的变成教育专家了。

潘国渠先生和李光前先生关系密切。杨玉麟则是李光前的华侨保险有限公司的职员。他对潘国渠先生的攻击,或许还有自卑的原因。

郑奋兴讲南大故事,回忆当时情况道:

林语堂等人离开之后,南大开学在即,如果当时不开学,问题就变得更严重了。幸好那时几个人挺身而出,其中潘国渠到台湾及香港找了一批师资,在短短的一两年内把南大开办起来。我觉得这是南大能够一开始就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那时候潘国渠尽量节省经费和在各种困苦的情况下保持平衡。如果不是他维持大局,南大将会面对更多校院设备不齐全以及学生埋怨的问题。……

潘国渠也很厉害,他没有在大学教过书,他没有博士学位,只做过中学的教师,也做过中学的校长,也不是大型的中学。他是从中国来的,是个书法家,是一个很会写诗写词的,他曾经在槟城极乐寺大柱上面留过书法的。他并不是一个办大学的人才,但是那时候在创办人当中他比较有学问。他接手后就真的是下功夫找人,那时候刚好香港有一大批从大陆跑出来的学者,而且台湾那时候经济不好,薪水很低,所以他就在香港台湾聘请教授讲师,能够找多少就多少。外国教授太贵,请不起。加上那时候第一届创办,他要快点开学,如果不快点开学,再拖延下去南大就办不成了。

所以潘国渠后来给人家很多批评,尤其是白氏报告书骂到他独裁、乱来、支持左派又打小报告。但在当时的那种局势,如果他没有出来,没有果断在香港台湾聘请人,南大就要胎死腹中。所以他是一个在紧要关头救活南大的重要人物。当时就像戏院把戏票都卖了,已经宣布了,这场戏一定要演。他很厉害,在林语堂一走,就能重新整理出一套来,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开学。

潘国渠先生对南大的贡献极大,也正因此,他被殖民地政府褫夺公民权。这件事跟李光耀脱不了关系。

表面上看来,褫夺潘国渠先生公民权的是林有福政府,这实际不可能。在背后掌权的仍然是英国人,这事必须得到英国人同意才行。在南大初创办时,英国人虽不赞成华人创办大学,但并不敢公然逼害任何一位创办人,以免激发华人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情绪。何以英国人会同意褫夺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呢?这背后必另有原因。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英国人已经明确告诉林有福,他不是星加坡未来的政治领袖。英国人必不愿意把这么重大的事交给林有福去做。因此,在背后撺掇褫夺潘国渠先生公民权的人必不是林有福,只能是李光耀。他当时正等待在次年上台执政。他必须解决南洋大学问题。褫夺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是打击南大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这之前,一九五五年,李光耀就已经跟英国人一起,将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他在打击南大创办人时,也采用这样的手段。他把陈六使先生和庄竹林校长定为“亲共分子”。潘国渠先生便自然可以定为“沙文主义”。在李光耀的口中,“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都与“恐怖分子”相同,可以无限期监禁。

一九五七年,李光耀已与英国人相勾结,迫害受华文教育者,而受华文教育者完全不察觉(详见下文第六节)。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李光耀正在等待于下一年上台执政。消灭华文教育将是他上台后最重要的工作,而消灭华文教育的最大目标便是南洋大学。因此,关闭南大是他上台后的当急要务。为了达到目标,他在上台之前,必须把帮助南大稳定发展的第一大功臣潘国渠先生除掉。褫夺公民权是最稳当的办法。李光耀的下一个步骤,便是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大肆攻击潘国渠先生,逼他辞职。

潘国渠先生在下一年,一九五九年,李光耀上台后,等待南大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生的时候辞职。这正是李光耀所要的。

李光耀上台之前,通过《白里斯葛报告书》对潘国渠先生大肆攻击。上台之后,再通过杨玉麟继续攻击。他的最终目标是置南洋大学于死地。

李光耀一生强调文凭,但有文凭的人未必能管理大学行政,而能管理大学行政的人未必需要有文凭。这就跟管理企业的道理一样。

陈嘉庚先生是个十分成功的企业家,一生没有文凭,却以一己之力创办了厦门大学。起初遇到许多困难,自强不息,终于走上正轨。

陈六使、李光前、连瀛洲、黄奕欢、高德根、潘国渠等先贤,都是十分成功的企业家,合力创办南洋大学。在创校初期,遇到困难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南大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与《魏雅聆报告书》时期,正稳步上进,有缺点并不足为奇,因为南大完全由民间出资筹办,政府不仅不帮助,还处处刁难。李光耀就在南大稳步成长的时候,横加逼害,并最终关闭,以遂其邪恶意图。

李光耀与杨玉麟对潘国渠先生与南大的攻击,并非出于民选政府的正常心态,而是出于殖民地政府的欺压心态,绝不是为了帮助民办的南洋大学发展,而是为了关闭。

5、关于聘请南大毕业生的问题

杨玉麟在讲到承认南大学位时,充满恶意与虚伪:

根据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的判定,新加坡政府对南大的立场是什么呢?虽然在《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中有不利的报告,新加坡政府已决定聘请南大毕业生,并且承认南大学位与一间被承认的大学的及格学位相等。跟普通情形一样,我们将通过公务委员会的意见,依照个别的才能来作选拔。可是,如果下一次的毕业考试还是这样马马虎虎的话,那么新加坡政府为着照顾公众的利益,就要重新考虑这种情形。

李光耀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承认第一届南洋大学毕业生学位的事,跟杨玉麟所说的一样,却是虚假的。

杨玉麟的教育部聘请了南大第一届的毕业生到中学任教,名义说是承认,而实际完全是假的。在华文中学任教的南大毕业生,薪金与英文初中四年级毕业生的一样,即月薪一百九十元。为什么是跟英文初中四年级的毕业生薪金一样呢?因为李光耀把华文中学高中三年级毕业生的资格定为与英文中学初中四年级的一样,而南大旧制毕业生都是三三制的高中三年级毕业的,而南大的学位不受承认,所以薪金与高中三年级的一样,也就是与英文中学初中四年级的一样。

杨玉麟与李光耀大声宣称承认第一届南大毕业生的学位,但薪金却是与英文中学初中四年级的一样,也就是根本不承认。李光耀和杨玉麟都只是在玩政治游戏,借以欺骗维护华文教育者。

天下绝没有哪一个政府,承认一家大学的学位时,只承认第一届,而其它各届不承认。李光耀和杨玉麟都只是把南大和南大学生当小孩子来哄骗。

6、将来的新生入学

南大为南洋地区华文中学毕业生而设,就像马来亚大学为星马英文中学毕业生而设一样。马大并不限制星加坡以外的学生入学,而这些外地学生毕业后,好多都留在星加坡工作,是星加坡所需人才,对星加坡有益无害。南大的情形也是如此。南大的毕业生中,也有不少星加坡以外的留下来工作,对星加坡有益无害。李光耀在给南大财政支持后,却限制星加坡以外的学生,这给后来完全拒绝招收星加坡以外学生留下伏线。

因为新加坡政府要单独负起南大的财政负担,所以南大必须改组以符合新加坡的需要。因此,目前向新加坡以外的地区招生的政策必须重新检讨。一个国家的首要责任就是为自己的公民和纳税人的儿女提供教育。不过,新加坡政府也准备补助非新加坡学生,而数目不超过南大学生总数的十五巴仙。其他国家的惯例就是外地来的学生不能超过学生总数的五巴仙。这种改组的限制,在实施之后,将只限于新生。

南大第一届学生中,来自星加坡以外的比星加坡的略多,以后逐渐减少。到了一九七四年,停止招收马来西亚学生,次年,尽量增加招收非华文源流学生。这时,离开关闭已为时不远。

7、南大与马大更密切合作

杨玉麟代表李光耀的演说,最重要的便是要求南大改组,与马大紧密合作。这番话跟李光耀一再保证南大永远是华文大学一样虚假,是无耻的欺骗。

新加坡政府在原则上接受魏雅聆《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所提出的主要建议。如前所述,我们实际上不准备比这些建议更进一步,要向南大实行平等待遇的原则,包括财政的负担,……对于过去曾经热心赞助南大基金的赞助人,政府呼吁他们继续给于支持。

新加坡政府本身则决定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来使南大成为一间真正的大学,为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准备根据平等待遇的原则,使花在南大的钱跟马大的一样多。同时,为着照顾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利益,新加坡政府采取积极步骤,以保证南大与新加坡马大分校之间有更密切的合作。新加坡马大分校的建立是符合英文教育源流对高级教育的需要,既然我们希望它打开大门,容纳非英文中学源流的学生入学,同样对于南大,一所建立来符合华文教育源流对高级教育的需要的大学,我们也希望它向同样的方式发展,吸收非华文中学源流的学生入学。这两间大学的教学媒介语,将保留目前的状况。

华校学生能进入马大,是因为华校学生能掌握英文;英校学生难于进入南大,是因为英校学生甚少能掌握双语。

南大一开始就宣布对各源流学生平等,只要能通过入学考试,便能进入南大。南大第一届学生中,约十分之一来自英文学校。这已是很高的比例。当时马大根本就不容纳华校毕业生。

杨玉麟完全不了解星加坡的教育,所以才会盲然说“我们也希望它向同样的方式发展,吸收非华文中学据流的学生入学。”

他又说“这两间大学的教学媒介语,将保留目前的状况。”纯粹是李光耀叫他说的假话。他和李光耀实际的意思是,南大为了吸收非华文中学源流的学生入学,必须改为英文大学,最后与马大合并。

杨玉麟所讲的话,都是代表李光耀讲的。他对南大的攻击,也就是代表李光耀对南大的攻击。正如《杨玉麟的南洋大学问题政策演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文中所说:

这一篇讲稿是由杨玉麟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在1960年2月宣读。虽然事隔已经有47年之久,但重新读后的感觉是无论在其遣词用字或者是其思路,分析手法以至于风格方面却似乎相当熟悉,一点也不觉陌生。个中原因极可能就是因为批改新加坡政策的朱笔确是五十年不换。

杨玉麟和李光耀在通篇讲词中,不仅恶意诽谤,还捏造证据,十分恶毒。

杨玉麟代表李光耀的批评纯出于政治偏见。正如《杨玉麟的南洋大学问题政策演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文中所说:

讲稿内容并设有提出实质上的所谓南洋大学的问题,所提出来的批评都是主观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其措辞对校董,秘书长与学生的指责,不仅仅是蔑视也近乎人身攻击。

讲词的中心论调是在商只能言商,通俗一点的说法是不熟不做。这个说法正面看来确是致理明言,言之有理。但是一旦把这理论拿来实践却又似乎全然不成体统。诚然,教育部长从政之前只是李光前旗帜下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那在不熟不做的原则下又如何先后经营交通部与教育部。新加坡的将军都没有在真实战争里放过一枪。同样的,新加坡总理在从政之前也确实没有担当过总理的工作经验。

华校的校董管理制度与筹款方式有其历史上的客观因素,缺乏这一层基本的常识认知而无的放矢,本身就是一个无知行为。华校在缺乏资源的困境下,自力更生,其成就是不容质疑的。华人经济的成功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商业经验不能管理学校是一个谬论。校董一如企业董事局,不直接参与日常运作,企业一般运作由经理层执行,学校一般运作由校长及教师执行。现今大学力求企业化,就是要把大学视为商业机构来运作。由此可见,南洋大学没有问题,而是政府政策上有后知后觉的问题。……

诚然,要有慧眼才能识英雄,要有眼晴才能认识泰山。由此可见,新加坡教育部长对南洋大学的校董,秘书长与学生的种种质疑多属政治偏见。

杨玉麟未上过大学,也没有任何管理学校的经验,却担任教育部长,他如何知道管理大学的事?他完全不知道管理大学与管理企业的方法与原理,并无二致。

李光耀虽上过大学,但并未教过大学,他对学术研究所知有限,他又如何批评南大的学术水准?他完全不知道,只有大学教师可以就学生在个别科目的表现,评论学生的水准。校外考官,也只能就学生答卷的样本,在个别科目的表现发表意见。无论哪位学术大师都无力就一家大学的整体水准一竹竿论断,有如李光耀与杨玉麟之胡乱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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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 2017年12月9日《新加坡文献馆》)



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7年12月09日首版 Created on December 9, 2017
2018年07月15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July 15, 2018